在中國共產黨當局通過它剛剛結束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在大力宣傳它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百年光榮歷史之際，著名中國作曲家王西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展示了一種跟中共的宣傳截然不同的歷史。
歷史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一直是受到嚴密控制的敏感話題。在中共領袖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中共發佈內部指令，要求明確要求學校教師不得對學生講七個話題，其中包括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在中共當局推行的從學校教育到新聞媒體到互聯網的重重信息封鎖之下，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對歷史甚至對自己的家史不甚了了，甚至近乎完全無知。
作為過去一個世紀的歷史親歷者，今年即將85歲的作曲家王西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講述了自己的歷史，以及他對中國歷史的認識。
他講述的他自己學習和創作音樂的歷史包括，1950年代他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時他和大部分同學必須放棄音樂學習下鄉勞動，但有的同學則獲得音樂學院中共黨組織的安排可以不下鄉勞動、繼續學習，繼續練習然後參加國際比賽獲獎；看似跟政治無關的音樂界也是中共大肆進行政治迫害的重災區，上音在文革期間有16位教授被自殺。
在王西麟看來，這種慘痛和殘暴的歷史在當今中國並沒有過去，而是一直在持續，中共當局給億萬中國人反复帶來大災難的政治運動如今被習近平當局美化為“艱辛探索”。王西麟為紀念他的鋼琴老師、上海交響樂團前指揮、因為在文革中表示反對當局所提倡的樣板戲而被槍斃的陸洪恩創作的鋼琴協奏曲也不能名正言順地演出，上海音樂學院也從未為那16位被自殺的教授舉行紀念活動。
王西麟表示，中共當局的專制制度導致當今中國音樂界的因循守舊，拙劣的政治宣傳音樂成位主打，真正有藝術價值的新作品則難以見天日。
以下是王西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問答記錄的第二部分。王西麟所表達的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文革前後兩個生活和藝術階段
問：您先前在我們的通信中說，您有文革前和文革後兩個生活階段和藝術階段，您在這兩個階段的藝術創作結果和思想結果都和中共教育的文藝主流南轅北轍，大相徑庭，大為不同。您可以扼要地說說究竟是怎樣的不同嘛？
答：我這個問題提得很好，想起這樣的問題就有很眼淚。我文革前受音樂教育的大致情況是，我12歲就到軍隊裡了。 12歲之前我家裡窮得沒有辦法我只好參軍了。我在軍隊待了八年，軍隊保護了我，我非常感激。軍隊的八年時間都是在軍樂團，八年時間的後兩年我是在軍樂團軍樂指揮專科學校。一個師裡派一個人去那裡學習。我在那裡學了兩年。這對我的音樂教育是個極大的提高。
前面那六年我是在甘肅寧夏，後兩年是到北京來。我那時候在軍隊裡吹長號，吹奏樂給了我極大的好處。我吹長號就會吹各種銅管樂器，從55年到57年這兩年的後半年我在上海解放軍軍樂指揮專科學校教師預備學校。我在那裡學了半年，也是在那裡碰到了上海音樂學院的陸洪恩教授。這兩年的學習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很感激。
後來我就上了大學，大學五年。簡單來說，就是軍隊八年，上海音樂學院五年。這就是我在文革之前的音樂學習道路。上音的五年，前三年我是紅專（注：即當時的政治正確前提下的專業追求），後兩年我是白專（注：即當時被認為是沒有政治正確的專業追求）。這種所謂的白專對我極其重要、極其有用。我現在85歲了，我現在總結當時的情況就是，前三年的紅專簡直就是紅衛兵，就跟紅衛兵一樣地幼稚、盲目，全是傻瓜。
57年正好趕上反右派運動，我看見反右派就害怕，但還要擁護黨的政策。 57年那個時候我就想學技術，但就是不能學啊。那時先要學思想、學生活、第三才是學（音樂）技術。學思想是要學馬克思主義；學生活就是要跟勞動人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勞動。第三才是學技術，但不能單純是技術觀點。大學前三年勞動我表現很好，下鄉勞動，那時候是大躍進，批判和反右。我們在上海音樂學院大禮堂報名發言批判右派。那時候是大一，我傻冒得很，現在回想起來真是非常幼稚可笑。
開始對鑽研藝術有了明顯的自覺
後兩年我有了變化，開始有心學技術，後兩年我要寫交響曲了，不寫交響樂怎麼畢業呢？那個時候我年齡也大了一些，更懂事了。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在上音的1957/58大一、大二的 大躍進年代，我很聽黨的話，積極下鄉勞動。但是勞動回來後看到，為了參加國際比賽而被領導留校練習專業的同學不去下鄉勞動，然後又從國外獲獎回來。我和他們一比就矮了半截。我想，我也要學專業啊。
第三個原因是，當時在上海音樂學院有一個女孩我很喜歡，但她根本就不跟我談，一分鐘都不談。我心想人家就是看不起我，因為我沒有技術。我受了這個刺激，在上海音樂學院門口的公園淋了一夜雨。沒有技術誰也看不起你呀。這三件事加起來使我思想有了巨大的變化。從大四開始，共青團的小幹部我也不當了。我就開始一心一意學技術。我認為沒有技術寸步難行，誰也看不起你。
我就這樣從大四開始研究四重奏，也沒有人教我。我從學校裡借了四重奏的譜子，一本一本的看，看下來覺得好像打開了一座寶庫一樣。我好高興啊。進入大四之後有三個月我全力研究四重奏，研究了三十到四十幾部，一步一步地學四重奏的寫法。我就這樣寫出了我的第一個弦樂四重奏。
寫出了之後找不到人演奏，這個很不公正，這種不公平埋在了我心裡。光給我試奏了一下但是沒有演，何占豪有名氣，他的四重奏就演了。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上海音樂學院黨支部書記常受宗先生就讓余麗拿她們演奏錄了音。錄音之後放出來一聽，他們說非常好，就讓我到作曲系去做了兩次講座。
我就把我學了四個月的筆記、想法和我的音樂都給大家說了。他們都非常高興，鼓勵我。我當時是一個大四末期準備進入大五的學生。我就這樣做了八節課的學術講座。我還不敢說那是講座，就算是報告吧。報告我學習和寫作四重奏的過程。當時的學生都給我歡呼啊。我受到了極大的鼓勵，感覺找到了我的方向。
到了大五的時候，從莫斯科音樂學院畢業的瞿維老師回來了。我就到瞿維老師的班上學習，寫出了我的第一交響曲的第一樂章。我感謝上音，感謝瞿維老師對我教誨。這就是我在上海音樂學院學到的本錢。畢業的時候，賀綠汀院長接見我們畢業班。我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五年，從來沒見過賀院長，也沒跟他說過一句話。我是一個無名小卒，誰也不認識我。
那次畢業班的接見是非正式接見，就在院長辦公室所在的大樓裡。當時都下班了，七、八點了，都黑乎乎的了。我們在走廊裡圍著院長聽他說話，臉都看不清楚。賀院長講了一句話說：你們學技術的要吭哧吭哧（下苦功夫）。我就記住了這句話，吭哧吭哧學技術！我大四就是這麼過來的。大五寫了第一交響曲第一樂章，又吭哧吭哧研究了十幾部交響樂。
賀綠汀這一句話，吭哧吭哧學技術，總結了我兩年的學習，也照亮我今後要走的道路。所以我極其感謝偉大的賀綠汀啊。
下苦功鑽研學習藝術
畢業之後，我給分配去了中央廣播電台廣播交響樂團。這時候的廣播電台都是為政治服務，沒人管我。我就趁機繼續吭哧吭哧學技術。我就這樣寫完了第一交響曲的第二樂章、第三樂章，又寫了《雲南音詩》。我就是通過學習解剖總譜，甚至抄總譜。這是我學習的最根本的辦法。後來我看到巴赫年輕時也通過抄譜子來學作曲。
我在廣播交響樂團一年之後，來了社教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號召我們向領導提意見。當時說得很好聽，說是領導幹部要下樓接受群眾批評。毛病多、錯誤多，態度不好的，要洗燙水澡；毛病少、錯誤少，態度好的要洗溫水澡。我們要幫助幹部下樓洗澡。這個運動快結束的時候，他們讓我說話。
我當時可以不說話的，但是他們讓我說話，說王西麟你該說話了。我發了兩個小時的言，我在發言的時候批評他們說：你們的領導方向錯了，說是為廣播服務，但我認為要為藝術服務；你們這是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吃政治飯的人。我這麼一說等於罵倒了一大片人。
我發言兩個小時，這兩個小時可是捅了大簍子了。發言之後形勢大變，我被批判了半年。我在廣播電台一年半，前一年是自己幹業務，後半年是被批判。六個月當中開了十次全員大會。最後宣布我被開除共青團團籍，開除廣播樂團、開除北京，三開除。
落難山西期間的磨難和堅持學習
我就這樣到了山西北部、雁門關外，在那兒呆了十四年。在那兒我沒法繼續學西方技術，只好學習民間音樂。我在大同七年，雁門關北，那裡是楊家將打仗的地方。京戲裡 “想當年，金沙灘會一場血戰” 說的就是在那個地方。那裡一年刮兩次風，一次刮半年。大風來了，飛沙走石。大同那個地方很苦。
但這七年是我最寶貴的七年。七年中我在那兒乾苦活，扛大個兒、扛箱子，改造自己。給人家端洗臉水、打掃廁所、學雷鋒，那裡苦到那里幹。結果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把我拉出來說我是假裝的，把我的檔案一公佈，先收拾我。第二次又批鬥我半年，說我全是假裝的。
到了1968年，清隊（全稱：清理階級隊伍），又把我抓出來。這一次把我打得最狠，把我拉出去，眼矇黑布，口塞毛巾，倒捆雙手，皮鞭抽打兩個多小時。屁股打爛，這使我痛苦極了、憤怒極了。我沒有辦法說。我當時賣了些東西，包括一個收音機，賣了六十塊錢準備逃跑。逃又不敢逃，逃了之後被抓回來打得會更慘。
這七年對我來說真是最寶貴的七年啊！我在大同的時候，幸虧晉東南也就是長治方面發現了我，當時他們要搞樣板戲沒有指揮，就千方百計找到了我，把我從大同調到了長治。我離開大同一到長治就哭了。在長治我舉目無親啊！我到這里幹什麼來了，那年我已經33歲了。
我在長治待了七年，指揮一個樂隊。給他們排練了（文革時期的革命樣板戲）《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他們有一個三十幾人的樂隊，我先前學到的過硬的基本功全派上用場了。我在那兒七年為那個地區立下了大功勞，為上黨老區普及文化。所以我在山西有個前七年和後七年，整個文革期間都是在山西。
文革中我在山西下放的14 年的後期，我很期望被發現。直到1973'年前後，我才在回家看望我母親經過西安時，見到了我在北京時代認識我又很賞識我的指揮家聶中明，我才有可能請他帶去我的作品"第一交響曲"和" 雲南音詩"這兩部大型作品的總譜，請他轉交給李德倫先生。
1970年代的轉機
李德倫一看就要我去北京。那是1973、74年，調不動，但是李德倫給了我支持，我就像在大海裡沉浮的一個人終於看到一點希望，對我是很大的鼓勵，我特別感激李德倫老師。
文化革命結束後，他通過各種辦法很快把我調回北京來。 1978年初我回到了北京，《雲南音詩》被指揮家韓中傑發現了，馬上就演出。 《雲南音詩》一下子就紅了，很快就評為全國一等獎，全國第一名啊。
然後我到了北京歌舞團，因為《雲南音詩》出名了，那是在1978年。我拿出作品，中央音樂團都演出了，但是北京歌舞團不給演出。待了三年，最後評獎沒有錄音就評不上。一個小官就卡住你了，可怕極了。
這時候廣播交響樂團的袁方指揮他演了我的作品。廣播交響樂團就是當年打我的那個樂團。在排練的時候，就是在當年我挨鬥的大播音廳，我一進那個大廳，大家歡呼啊！真是太好了！這是1978年。
陸洪恩的慘死與中國的命運
問：您在 2010 年 4 月至 8 月間應瑞士第十屆“文化風景線”國際藝術節委約而作的《鋼琴協奏曲》主題仍是反映和反思極權統治下的個體的苦難、痛苦。您把這部《鋼琴協奏曲》獻給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明確表示反對文化專製而被殺害的您先前的鋼琴老師、時任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您為什麼對陸洪恩如此念念不忘？
答：我的鋼琴協奏曲是紀念陸洪恩先生的，他是上海交響樂團的指揮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因為反對樣板戲，就被抓起來槍斃了。槍斃陸洪恩是一件大事情。畫家陳丹青還記得小時候看到押送陸洪恩去刑場的車隊，是在上海文化廣場公審之後押送刑場的，經過陝西南路，當時陳丹青15歲。過了很多年之後，他仍然記得審判陸洪恩這個大事件。
雖然陸洪恩先生早就獲得所謂的平反了，但是我的紀念他的鋼琴協奏曲還是不讓演，演也是偷偷摸摸地演，不能公開說是獻給陸洪恩先生的。在上海音樂學院、上海交響樂團的演奏廳裡演奏也是不敢說的。
上海愛樂樂團2017年由湯沐海指揮在上海演了一次我的鋼琴協奏曲。演出結束的時候陸洪恩先生的兒子想上台獻花這都不允許。上海交響樂團是陸洪恩指揮過的樂團，他們也不敢為陸洪恩說話，這算是什麼事呀！難道還要再批判陸洪恩嗎？這算什麼平反呢！
這平反根本就不徹底嘛。上海音樂學院在文革期間死了十六個教授，自殺的。從來沒有紀念他們的。在過去的四十年裡，沒有一次在會議上紀念這些人。共產黨成立一百年紀念這樣是不應該的，應該紀念那些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上海音樂學院被自殺的十六名教授，應當為他們鳴冤。應當紀念陸洪恩，紀念這些被迫害的人。
我寫的鋼琴協奏曲他們演都不敢演，只能偷偷摸摸地演。這能算文革結束了嗎？按理說我的鋼琴協奏曲應該大演特演。這部鋼琴協奏曲的藝術性大家都是看到了的，2010年11月6日和7日在瑞士演出了。在巴塞爾和蘇黎世演奏了兩場，陳薩鋼琴獨奏，協奏是巴塞爾交響樂團，由普瑞特先生指揮的。接著有評論說：王西麟代表了中國真正的音樂，這種音樂不屬於主流派，也不屬於新潮派，而是屬於真正的中國的音樂。但是我的音樂在中國卻不能參與平等的競爭，因為我的鋼琴協奏曲誰也不敢演啊。
我非常感謝陳薩，她也在台灣演奏了一場。在中國國內北京演了兩三場，很不容易的，再沒有第二個鋼琴家敢彈啊。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支持新作品，能公開的紀念文革的死難者。現在中國完全沒有這樣的氣氛。我認為中國現在存在文革的反复，所以現在習近平對文革十年浩劫也不談了，說是艱辛探索。這是大逆不道，太壞了。本來是應當反思文革的，但中國卻不讓反思，這太不像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