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小國立陶宛因允許台灣以“台灣”的名義設立代表處而惹怒中國，中國隨即召回駐該國大使以表抗議。這一事件彰顯了這個人口不到300萬的小國對民主價值的堅守。分析人士表示，立陶宛公然抗中，將對其他歐洲國家起到示範作用，未來中國靠政經力量，威脅利誘他國的方法恐將不再可行。
中國外交部在8月10號召回駐立陶宛的中國大使，同時要求立陶宛撤回駐華大使，以示對以“台灣”名義在立陶宛開設辦事處的抗議，經此一爭議後，“立中關係”急轉直下。
即便如此，立陶宛總統諾塞達(Gitanas Nauseda)於8月15號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時，再次表明，立陶宛將捍衛民主原則和價值，面對與中國的爭端，將不再退讓。他說，作為主權獨立的國家，立陶宛有權決定與哪一國或地區發展經濟和文化關係。
立陶宛人這種被中國稱為“硬碰硬”的行事作風歷史上也曾有過。早在1990年宣布獨立後不久，立陶宛也曾遭到前蘇聯的經濟封鎖和出兵，但是，它堅持不向強權屈服，迫使前蘇聯在國際壓力下不得不撤兵。
立陶宛的民主價值
在立陶宛的外交政策和中國政策上，“民主價值”佔有多大的比重呢？
台灣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張福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立陶宛政府奉行“價值外交”，把民主價值作為其外交政策的指導方針，且不認同中國和俄羅斯的威嚇主義。在價值外交的驅策下，立陶宛選擇與世界上認同民主價值的國家或夥伴組成“民主聯盟”，因此，台灣自然成為立陶宛的交往對象。
不過，立陶宛過去和中國也維持著相當好的關係。特別是在2012年，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推動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16+1合作）機制，成功地把立陶宛與其他17個國家連結在一起。中國還提出要這些國家開闢交通網，建立波羅的海、亞得里亞海跟黑海的三海經濟圈。立陶宛感受到這美好前景，兩國關係也隨之邁向高峰，直到2019年才開始轉變。
“立中關係”急轉直下
張福昌分析說：“2019年是‘立中關係的突變年’。 2019年，我們都很清楚，香港發生了反送中運動，（在）反送中運動裡面，立陶宛跟大部分的歐洲國家都一樣，都站在香港這一邊，來譴責中國，這個事件讓立陶宛深深引以為戒。”
他還說：“2019年2月，立陶宛的安全機構發表了一份安全報告，這當中非常非常震撼的，把中國列為威脅立陶宛國家安全的一個國家。這個事件之後，也就是說立陶宛政府就把中國定調，是威脅國家安全的。”
2019年後，立陶宛境內才浮現抗中氛圍，讓兩國關係開始倒退，甚至跌到谷底。
以小搏大的“反共尖兵”
波羅的海三國之一的立陶宛，位於歐洲東北部，北接拉脫維亞，東南鄰白俄羅斯，南接波蘭，人口約280萬，面積6.5萬平方公里。因為是小國，長年受到鄰近大國的壓迫，尤其是俄羅斯。
翻開立陶宛的歷史，1918年獨立，創建立陶宛王國，1939年，二戰爆發前，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立陶宛遭蘇聯軍事佔領，隨後遭吞併。到了1988年底，初名為“立陶宛改革運動”的政治組織薩尤季斯成立，率先否定前蘇聯吞併立陶宛的合法性，更於1990年開了第一槍，讓立陶宛成為第一個實現民主，脫離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走過獨立運動的立陶宛人
48歲的林伊蓮(Irena Marazaite Lin)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出生長大。她說，立陶宛人的民主價值與信念，不容質疑，因為她自己的家族就走過這段被強權併吞的慘痛歷史。她說，1940年當立陶宛剛被蘇聯佔領時，她的父親年僅18歲，就無緣無故地被抓捕。
林伊蓮向美國之音表示：“很多人被抓起來，送去西伯利亞，或是其它很偏僻的俄國（前蘇聯）的地方，我爸爸也是，我爸爸跟他的媽媽，兩個姐姐，他們四個人，突然有一天被蘇聯的軍人抓起來，說他們要離開立陶宛了。”
林伊蓮說，當時社會地位高的家族首當其衝成為流放的對象。她的父親在西伯利亞過了8年後才偷偷逃回立陶宛。而立陶宛追求獨立的那幾年，她年約17歲，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雖然有風險，但感受到的感動至今仍歷歷在目。
林伊蓮說：“這種大型活動的時候，那個氣氛其實是很好的，大家拿著立陶宛國旗，唱很多愛國的歌，大家也都很熱情，就是很有那種團結感，‘手牽手活動’，我16歲(時)我有參加。我也參加許多大型活動，因為那時候的氣氛真的是很特別，我們終於敢說立陶宛的歷史，因為前蘇聯壓(迫)得很緊，我們完全不能公開講立陶宛的歷史，不能公開拿出國徽，(否則)你就會被處罰。”
林伊蓮口中的‘手牽手活動’，是波羅的海三國的人民於1989年手牽手共同組成了一個長達675公里，穿過三國的“波羅的海之路”，以抗議前蘇聯的佔領。此活動一度震撼全世界，更加速了獨立運動的推進，7個月後，立陶宛成為第一個宣告獨立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
林伊蓮說，這過程，她記憶猶新，但她也坦言，前蘇聯當時宣布經濟封鎖立陶宛，並停止向立陶宛供應石油等原物料，讓立陶宛人民經歷了一段痛苦的生活。
林伊蓮說：“那時候就是缺一些東西，糖、肥皂，我最記得這兩個東西，汽油，很快就沒有汽油了，幾乎不能開車，只有公共交通工具。有一些東西要買的話，需要有配給券，一個月只能領一次，就是要非常的省，糖就不夠用。那立陶宛人喝茶都是加糖來喝，加糖是一個很豪華的事情，所以那時候的笑話就是說，客人來了，主人就會問，你今天喝茶要加糖嗎？還是你選擇洗手用肥皂呢？只能二選一，因為這兩個太珍貴。”
即便如此，林伊蓮說，立陶宛人堅定支持政府，熬過最困難的時刻，是她那一代立陶宛人共同的記憶。
今年33歲、來自台灣的立陶宛媳婦張芸翠與先生結婚多年。她認為立陶宛人的自我認同相當強，而且努力保護自己的獨特性。
張芸翠告訴美國之音：“他們知道，他們是誰，以前很痛苦，有那麼多被壓迫的故事，就是要站出來，才能夠有所改變，我自己的觀察是這樣，因為我覺得他們，立陶宛跟拉脫維亞都很接近，但立陶宛的力量還是可以凝聚得多一點。〞
歐洲國家群起效尤？
對於立陶宛的公然反中，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學者湯紹成認為，目前北京承受的壓力是比較大的，就怕立陶宛關係沒處理好，其他國家群起效尤。
湯紹成舉例說：“今年二月份的時候，習近平親自主持了一個視訊高峰會。17+1的視訊高峰會，結果就有六個17+1的國家，只派部長來參加，給中國很沒面子。現在立陶宛，第一個退出了17+1，其他國家就在看啊，看你中方有甚麼特別的發展，所以說很多國家都在觀望，萬一它（中國）處理不好，這對北京來講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因為你說，現在真的要斷交的話，那等於說你（中國）就失去地盤了，因為那邊還是一個一帶一路非常重要的節點。”
立陶宛仍秉持一中原則
儘管立陶宛堅持民主價值，但立陶宛總統在金融時報的採訪時說，自從與中國1991年建交以來，立陶宛一直禀持“一個中國”原則，並希望在相互尊重的原則基礎上，與中國建立關係。
對此，淡江大學教授張福昌認為，立陶宛的態度值得觀察，台灣不該有錯誤期待。張福昌說：“立陶宛的反應是相對的保守，它非但沒有召回駐北京的大使，而且立陶宛的外交部長還很軟性地呼籲，希望北京政府可以盡快的把他們駐立陶宛的大使，能夠讓他復位，恢復雙邊正常的外交關係，所以從這個結果來看的話，立陶宛並沒有要把跟中國的關係推向死巷子。”
立陶宛會進而成為東歐地區的“民主領頭羊”嗎？
以今年一月發布兩份友台決議案的歐洲議會來看，歐洲議會裡，立陶宛佔11個席次，僅佔705席的1.7%，也就是，只有不到2%的影響力。在此前提下，立陶宛議員很難在歐洲聯盟內帶風向或發揮影響力。
張福昌認為，立陶宛會保守且理性地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他說：“國際是現實的，而且立陶宛跟中國的關係發展，也必須要受到歐盟的影響，等於說，立陶宛現在是歐洲的會員國，所以，立陶宛的外交政策，是不行違反歐盟的外交政策，現在歐盟跟中國的關係，是定調在遵守一中政策，承認北京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立陶宛如果說踩到這個紅線，跟中國斷交，跟台灣建立外交關係的時候，就會引起歐盟內部的一些檢討聲音，所以，這個事情就會變得非常複雜。所以，立陶宛是個小國家，絕對沒有那種能量，也沒有那種實力，去承受。”
中國的政經威脅不再可行？
目前在南台灣高雄的中山大學政治所任教的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沈旭輝表示，中國如何對立陶宛繼續施壓，以及立陶宛會不會歸順，都是未來值得觀察的重點。
他以電子郵件回應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去年，捷克也曾嘗試採取親台立場，但中方以經濟誘因強烈打壓後，已明顯低調。10年前，劉曉波得和平獎後，中國以經濟手段打壓挪威，後來挪威還是不得不簽訂‘正常化’協議。立陶宛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相對少，但是否能完全無視，還要看有沒有替代品，例如，美國和歐盟的具體態度。假如立陶宛一年後經濟沒有明顯影響，不排除其他國家會效法。
沈旭輝分析指出，北京不會坐視不管，讓立陶宛成為其在東歐關係的破口。
他說：“北京會非常努力避免立陶宛案例成為缺口。經濟壓力、扶植國內反對派、配合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對立陶宛（出）‘組合拳’，都是可能做法。（中國）召回（駐立陶宛）大使，相信也不會太快回去。早前，北京成功以類似方式，扭轉圭亞那設立台灣辦事處的決定。但假如立陶宛能堅持一段時間，就不能排除骨牌效應。關鍵是美國去年通過台北法案，理論上應對這類國家予以支持，究竟有沒有實際支持，這是各方都在觀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