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黎到堪培拉，從亞洲到非洲，中國的一些駐外使節以好鬥甚至出格的語言為北京的政策與立場進行辯護，尤其是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問題上。他們的這些言行在不少國家的首都掀起了一場場外交風暴。一向低調行事的中國駐外使節現在為甚麼不顧外交風範，甚至變身為“戰狼”？這種現象的背後有甚麼深層的文化和社會原因？
中國駐外大使的言行引發外交風暴
4月14日，法國外長勒德里昂召見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向他表達抗議。此舉及其罕見。早在1964年，法國不顧當時的冷戰氛圍與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作為第一個同中國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國，法國政府很少緊急召見中國駐法大使。用評論人士的話說，這次的行動本身 “已足以顯示法國無法按捺的憤怒。”
法國的憤怒源自中國駐法大使館網站和社交媒體上刊登的一系列文章，指稱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方政府應對疫情緩慢而且錯誤的指責中國對疫情的爆發負有責任。一些文章指控歐洲帶有種族主義。 4月12日刊出的題為“把顛倒的事實再顛倒過來—一名中國駐法使館外交官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觀察”一文，更是指稱法國養老院的員工在新冠疫情期間不顧這些老年人的死活，擅離職守，而法國政府未能控制局面。中國駐法大使館的發言人還幾次發表聲明，對法國媒體在新冠疫情上對中國的報導提出批評。
引發外交事端的並不只是中國駐法大使。
今年的1月21日，瑞典外交部召見了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這位大使此前接受瑞典電視台（SVT）專訪時批評瑞典媒體對中國的報導。他形容瑞典媒體有如48公斤輕量級拳擊手，想挑釁86公斤的中國重量級拳擊手。後者出於禮貌和善意要前者少管閒事。
桂從友說：“輕量級選手不聽，繼續挑釁，甚至闖入重量級選手家中。這個86公斤級的重量級拳擊手能有甚麼選擇？”
瑞典外交部長林德認為，桂從友的言論是“令人無法接受的威脅”。
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的網站上個月刊登了一篇評論文章，對一名瑞典記者進行抨擊，因為寫了一篇關於中國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影響疫情應對的文章。大使館的評論文章說，“以'言論自由'為名，利用這次的流行病達到政治目的，發動意識形態攻擊和散佈謊言，只會導致自我破壞。這就像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一樣。”
中國駐外大使因為其言論而引發外交風暴的最新案例發生在堪培拉。
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成競業日前在接受《澳大利亞金融評論》（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採訪時暗示，如果澳大利亞政府繼續推動調查新冠病毒起源，中國公眾日後也許會抵制澳大利亞產品或不來澳大利亞旅遊。這個言論被澳大利亞政府視為“經濟脅迫威脅”。
澳大利亞任職時間最長的外長唐納表示，冷戰以來，他還從未見過一位大使的行為像中國駐澳大使在本週所做的那樣“魯莽”(reckless)和“不外交”(undiplomatic )。
中國駐外大使不稱職？
出生於中國並參與了中美建交秘密談判的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認為，這些大使的這種行為與他們的資歷無關。
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一般來說，中國的駐外大使都是相當稱職的。幾乎所有的中國大使都是職業外交官，而不像美國，可能多達40%的大使是政治任命。”
這些涉事大使的簡歷顯示，他們都是職業外交官。
1964年出生的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畢業於中國外交學院，在1988年就開始駐外，2001年出任駐法大使館的參贊，曾掛職擔任武漢市副市長，也出任過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政策研究局局長。 2017年擔任駐加拿大大使，2019年7月出任駐法大使。
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並有法學碩士學位。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過，94年被派駐到俄羅斯，後來是駐俄羅斯大使館的參贊。 2017年出使瑞典之前擔任過外交部歐亞司的司長。
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成競業獲得過文學碩士學位，從1990年開始就是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成員，有多年的多邊外交經驗，擔任過外交部軍控司司長。在出使堪培拉之前擔任過中國常駐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和其他國際組織的代表和特命全權大使。
包道格：中國的外交官長期被批沒有骨頭
在美國駐新加坡和北京大使館工作過並以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的身份擔任美國駐台灣非官方代表的包道格(Douglas Paal)認為，雖然說並不是每一位中國駐外大使都十分稱職，因為北京在選拔外交官時偏重他們的外語能力，但是作為外交官，他們很清楚，這些行為顯然與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是相左的。
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按照外交的定義，這種行為肯定與在外國環境中成為中國政府立場有說服力的闡釋人適得其反。如果它與擔任大使的目的造成了相反的效果話，那一定是為了其他的目的。”
擔任過老布殊總統的特別助理兼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包道格認為，這些外交官的行為與他們在國內受到的壓力有關。
他說：“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因為自從互聯網出現以來，中國的網民一直試圖向外交部送鈣片，讓他們長骨頭、有脊梁、對外更強硬。所以他們一直承受著這種壓力。”
芮效儉：投北京所好
擔任過美國駐新加坡、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大使的美國資深外交官芮效儉表示，大使是一國政府向另一國政府派駐的代表。對於大使來說，除了其他職責外，最重要的是獲得本國政府以及駐在國政府的信任。他說，在正常情況下，獲得駐在國政府的信任更為困難，但從中國這些涉事的大使都是因為在新冠疫情的問題上為中國當局辯護而惹出麻煩的事情上可以看出，他們是為了獲得北京的首肯。
他說：“我認為，這些大使正在做他們認為能在北京贏得好感的事情。他們把這一點放在比他們被當地政府視為按正常外交行為行事更重要的位置。因為這些現在表現怪異的人，在中國出現不同的環境下並沒有行為古怪。所以導致他們這樣做的因素是中國國內的情況。”
芮效儉：文革期間也出現過
擁有45年外交經驗並獲得“職業大使”這個外交官最高頭銜的芮效儉說，這種做給國內看的事情以前在中國也發生過。
他說：“要看本國政府的情況，大使可能會受到壓力，去做一些通常情況下被外國政府視為不合適的事情。我看到過這種情況的發生。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大使不得不做出一些怪異的事情，以反映他們認為可能會從北京那裡得到的指導。我認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種現象的重複。”
儘管芮效儉大使不認為北京會明令指示這些駐外大使表現激進，但是他們自己認為，北京指望他們這樣做。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熟悉中國官場的一些中國觀察人士也持這種看法。
一位長期駐外並與中國外交官有很多接觸的資深記者在被問到如何看待中國這些大使的表現時做出了言簡意賅的回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北京的歷史學者、時評人士章立凡也認為，這些外交官是在“揣摩聖意”，竭力迎合強調“鬥爭”的習近平外交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