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體制已經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古代帝制之下，中國雖然經歷王朝更替，但專制的本質從未改變。中共執政以來，一次又一次用糟糕的政策將國家推向危機——大饑荒、文革、64、新冠疫情——但其統治地位卻能一次又一次地從危機中全身而退，老百姓也一直逃不出專制的怪圈。這到底是為什麼？
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經濟和國際管理教授黃亞生博士在接受《縱深視角》的專訪時表示，“中國具有維持專制制度穩定性的很強大的基礎”。他在新書《EAST的興衰：科舉、專制、穩定和科技如何帶給中國成功，又為何可能導致其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中探討了這種基礎及其成因。
“中國是個人文化而非集體文化”
黃亞生教授認為，中國從隋朝建立的科舉制度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產生了很強的塑造作用。比如，科舉制度產生的考試文化是一種非常強調個人競爭而非集體協作的文化，而抗議、選舉等民主行為恰恰是需要協作的“集體行為”。
他在《縱深視角》的專訪中說，“中國的文化是不鼓勵我們跟別人協同去做一件事情的，但是我們高度鼓勵你個人要取得你自己的成績，靠你個人奮鬥，靠你自我的提拔。那對於專制體制來講，它要對付這種是很容易的嘛，因為你人數很少嘛。”
外界普遍認為，中國自1989年民主運動後就很少出現群體政治表達，一年前的“白紙運動”或已是規模最大的一次。2022年底，中國多個主要城市出現民眾舉著白紙走上街頭反對中國當局極端的防疫政策，抗議人群中出現“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這樣的政治口號，被稱為“白紙運動”。
“白紙運動”後，中國當局放棄“清零”政策以平息風波，但隨後開始對“白紙運動”的參與者進行清算，據信多名抗議者被拘捕或失聯。觀察人士對於“白紙運動”的後續效應有不同觀點。有人認為，它事實上還在以不同形式進行著，並將發展成動搖中共統治的社會運動；也有人認為，“白紙運動”距離集體政治行動還有相當的距離，甚至中國民眾在這個問題上還缺乏集體認同。
黃亞生教授認為，“白紙運動”雖然意義深遠，但其規模與極端防疫政策所帶來的傷害相比，還是不成比例；而且“白紙運動”在爆發一年後依然停留於“抗議”的層面，並沒有發展成一場像“阿拉伯之春”那樣的政治運動。他在新書《EAST的興衰》中問到：中國的新冠防疫政策造成了那麼多悲劇，但為什麼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只有幾千人走上了街頭？
“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這種思想轉變的機會”
除了缺乏集體協作、害怕“槍打出頭鳥”之外，黃教授認為，很多中國人不參與“白紙運動”這樣的群體表達還因為“他們不把糟糕的政策和產生這種政策的體制聯繫在一起”，這跟中國缺乏思辨文化有關。此外，很多中國人依舊缺乏“權利意識”，沒有釐清“國家”的概念以及“國家”與“公民”的先後順序，這在一定程度上默許了政府越界。
“權利意識並不是寫在DNA裡的，需要思想認知的轉變，”黃亞生教授在《縱深視角》的專訪中說，“而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這種思想轉變的機會。”
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沒有這種思想轉變的機會？黃亞生博士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科舉制度。他解釋說，科舉制度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維持單一思想的工具，它阻礙了其他思想的發展。對比西方，雖然西方也曾有很多支持專制的思想，但民主思想卻能夠崛起並成為主流，正是因為“西方從來沒有發明一種像科舉這麼強大的同化人的思想的工具”。
在黃教授看來，“同化思想”是最能維持專制制度穩定性的一個基礎。
“不應低估領導人對某種制度誕生的重要性”
公眾被長期塑造的思維方式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尤其是在缺乏言論自由的情況下。鑒於此，中國如何才能走出用專制取代專制的歷史怪圈？
黃亞生教授在《縱深視角》的採訪中提到領導人的重要性。他分析道，當一種制度建立後，領導人的重要性會降低，但在制度建立以前，領導人至關重要。“你很難想像台灣如果沒有蔣經國，美國如果沒有華盛頓，他們的制度會是今天這樣的民主制度。”
因此，黃教授認為，中國走到今天，人們期待一個有理智的領導人的出現，“這種期望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中國大概率是不會出現這種領導人，”黃教授說，“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精英階層在政治大清洗後應該進行文革後的那種反思”
黃亞生教授同時提到精英階層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他認為，文革後中國之所以能夠實現很多有意義的政治改革——比如一定程度的分權、任期制等等——正是因為精英階層在文革中經歷了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特權階層一天之內就能給你打到地獄裡”，這讓他們在文革結束後更願意通過建立一些制度來為自己“兜底”。習近平時代恢復了政治鬥爭的殘酷性，政治大清洗再現，精英階層再次面臨這種不確定性。這是否會促使他們——即使是出於私心——主張一種能保障更普遍的權利的制度？
“當你不知道你成為政治局委員的概率和你成為階下囚的概率，這時候你是支持民主制度還是支持專制制度？在我看來，一個合理的推論是，你是應該支持民主制度的。在民主制度之下，如果你成為階下囚的話，你也知道你有雇傭律師的權利，也有被審判的權利，不會太慘。當然在民主制度之下你可能不會成為政治局委員，但你知道至少保底的是什麼。”黃教授說。
不過，有很多研究中國問題的人反對“精英主義”視角。他們認為，中國社會變革的力量並不在精英階層。中國的精英階層作為專制制度的產物，具有很多局限性。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而進行的改革，反而會為中共專制“續命”，不利於中國民主轉型。
黃亞生教授在採訪中強調，他只是希望下一代中國政治精英能夠對這個問題進行比較深刻的思索，“他們會不會，我完全不知道。”
“專制體制下，能夠限制現任的只有他的前任”
面對中國過去十年在政治上“走回頭路”，很多中國觀察家都在反思這一切為什麼能夠發生？甚至為什麼眾多研究中國的人都沒能預料到這種變化？
黃亞生教授在《縱深視角》的專訪中談到，因為“很多中共高官的子女在美國生活”、“很多中共高官在阿里巴巴有投資”等等，這些讓外界以為中共會漸漸走向一種“鬆動的專制”。“但是當時我們沒有問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有人想要恢復一種天衣無縫的專制的話，他的阻力在什麼地方？如果一個人想要改變這種狀況，他會不會遇到阻力？如果我們現在問這個問題的話，回答就比較肯定了，就是沒有什麼太大阻力。”
黃亞生教授認為，這跟中共在“六四”後取消中央顧問委員會有關。
中央顧問委員會，簡稱中顧委，1982年在鄧小平的主張下設立，由“在黨內具有深厚資歷的人”組成。鄧小平在中顧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中顧委可以“讓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線之後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外界認為，中顧委是鄧小平為了逐步建立中共黨內退休制度而採取的過渡方式。 1989年9月，鄧小平明確提出從中共十四大起不再設立中顧委的設想。
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中顧委走入歷史。
中顧委一直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存在，很多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中顧委代表“老人干政”，是阻礙改革的保守勢力。
黃亞生教授認為，雖然中顧委“有時候會越位”，而且其中保守派居多，但“這是可以變化的”。關鍵在於，“在一個專制體制裡，唯一能夠限制現任領導的，是過去的領導，是前任。”他認為，中顧委原本可以作為一種體制來發聲，廢除中顧委之後，前任對後任的限制都是非制度性的，這是習近平在黨內缺少制約的原因之一。
“如果中顧委繼續存在，18年改憲會不會這麼容易？我覺得不會這麼容易，”黃教授說，“有這種制約機制的話，中國也並不是民主，但或許不會走到現在這麼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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