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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發言人出了甚麼問題?


Buddhist monks hold banners and photographs as they protest in front of the U.N. office in Bangkok, Thailand, October 3, 2012.
Buddhist monks hold banners and photographs as they protest in front of the U.N. office in Bangkok, Thailand, October 3, 2012.

原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由於在處理動車追尾事故的記者會上說話欠妥、表現不佳被調職。王勇平絕非個別例子,最近還有其他官員在對外發言時狀況頻出。有人不禁問道:中國這些發言人到底怎麼了?

王勇平的幾句話成了“名言”、“雷語”。比如,他在闡述掩埋火車頭是為了給予大型機械騰出地方時說,“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再如,被問到為何在宣布現場已無生命跡象後仍然發現了一個受困女孩時,他脫口而出:“這是個奇跡”。

*學者:發言人要換位思考*

對此,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傳播學教授郝曉明評論說,新聞發言人的工作是提供準確訊息,披露事實真相,而不是相反。

郝曉明:“你做的這些所有工作不是讓你自己信,而是讓大家覺得你講的話是真實的。所以說,(他)和發言人本身工作宗旨就有很大的出入。可笑就可笑在這個地方了。”

郝曉明認為,中國一些發言人愛打官腔、拿官調,因為他們總是站在政府的角度回答問題,而忽視了公眾的感受和知情權。

他說:“他認為,他的任務就是幫著鐵道部進行辯護。他沒有從公眾角度講。其實,他應該換位思考,假如說是一個公眾,對這個問題怎麼看,有那些疑問。”

最近,中國一些官員在對外發言時狀況頻出,引起公眾不滿。究其原因,郝曉明認為,中國的發言人基本上都是官本位思想。

*媒體人:發言人應拋棄官本位*

香港資深媒體人周兵對此表示贊同。用他的話講,他們“都是官員心態”。

周兵說:“你們都是臣民,我們這邊是衙門。不是說我是服務大眾,因此我有責任向大眾報告服務人員工作的情況。因此,你會看到中國相當多的發言人都是官式宣讀。對媒體也好、對公眾也好,態度就是相對比較傲慢,不是很平等相待。”

在只對本部門、只對上級負責的思想下,一些發言人護主心切,只報喜不報憂。還有的則不求有功、旦求無過,能回避就迴避,既不接受記者查詢,也不召開新聞發布會,真是徒有虛名。

有些發言人滿口官話、言之無物,雖然從不說“無可奉告”,但卻是打太極拳的高手。你問他存在的問題,他先要大講一通成績,最後加上一句“當然還有不盡如人意之處”,算是回答完畢。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們在春節招待會上與外國記者同台演唱。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們在春節招待會上與外國記者同台演唱。

*發言人答非所問*

在不久前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傑的新聞發佈會上,路透社記者問,中國為甚麼沒有為那些在大躍進、文革和反右中死去的人設立紀念館。李忠杰先是講紀念反法西斯戰爭死難者的重要性,繼而談自己在國外參觀紀念館的感受。

最後他才說:“世界上要紀念的東西,要研究的事情太多了。......至於說選擇那些內容,那些方面的事件進行紀念,這需要有一個統籌的考慮。”

聽完這番回答,路透社記者仍然一頭霧水,不知所雲。

還有些人喜歡事先安排幾個“托”,讓官方記者按照自己準備好的答案提問。但是,這樣的官員經不起風浪,一遇到尖銳問題或者危機處理,便束手無策,甚至惱羞成怒。

特別是,有些官員平日里奉承話聽多了,容不得“小記者”質疑。在他們眼中,記者的提問就是挑釁。

全國人大發言人李肇星(資料照片)
全國人大發言人李肇星(資料照片)


*李肇星:新聞發言人不是人*

應該承認,新聞發言人確實是個苦差。他們授權有限,不可能甚麼都說,也不可能甚麼都知道。即使遇到令人尷尬的場面,也要不卑不亢。難怪前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現全國人大發言人李肇星說:新聞發言人不是人。

那怎麼才能當個好發言人呢?記者去年去丹東市採訪,遇到該市一位外辦副主任。見此人接人待物、回答問題都挺得體,記者便問他是否參加過發言人培訓。他說,沒有,他就是以誠待人。

其實,周兵說,新聞發言人最重要的素質就是坦誠。他說:“我覺得坦誠在危機公關是最重要的一點。要坦誠地全面地展現事實真相。那怕這個事實對你不利,你也得展示,這樣你能夠獲得大家的理解和諒解。越是遮遮掩掩,越是官腔十足,大家越是反感。”

*最重要的是講真話*

參與發言人培訓工作已有十年的清華大學教授董關鵬認為,對於發言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講真話”。

他說:“我覺得發言人的生命線是講真話,還能講得入耳、入腦、入心。......而且我們加了定語和狀語,像快速、及時、有智慧的講真話。”

外界有人說,中國的發言人培訓只講技巧,不講原則。董關鵬說,這是胡扯。他認為,王勇平一事凸顯出的最大問題是,中國媒體發展很快,超過了官員素養提高的速度。

此外,郝曉明和周兵提到,中國的發言人層級太低,大都在部門的核心之外,不參與決策,因此很難掌握全局情況。

董關鵬表示,他參與培訓的官員已有兩、三萬之多,中國今後將繼續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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