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提倡人權的活動人士不是為自己﹐也要為對手的權利呼籲﹐包括薄熙來。
“今天對薄熙來的處理﹐某種程度是侵犯薄熙來人權的。尤其長時間從薄熙來被捕到現在﹐用的都是所謂的雙規﹐在規定的地點﹐規定的時間接受調查﹐雙規其實是嚴重侵犯人權的規定﹐雙規的處理其實嚴重侵犯人的自由﹐在規定地點﹐規定時間﹐可是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是共產黨內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一個黨的機構就可以剝奪一個公民的自由。”
目前在台灣清華大學擔任客座助理教授的王丹說﹐從中國對薄熙來案的處理可以看出中共還是以人治為主﹐雖然看起來是以司法解決的方式來展開薄熙來的案子﹐但是歸根結底還是人治﹐甚至是黨的內部鬥爭﹐看不到人權的基本涵義。
“換句話說﹐你可以看到﹐中共唯一的進步就是說﹐就是用假的面具來掩飾自己﹐說明他也知道正確的是在甚麼地方﹐就是不願意那麼施行而已。”
王丹表示﹐他對18大高層人事更迭後中國人權得到改善不抱希望。“一方面制度的變革才是比較值得關注的﹐制度不變革換誰上去都一樣﹐另外一方面﹐對中國決定性的力量還是老百姓自己﹐不在中國共產黨。”
王丹表示﹐一直以來﹐國際社會通過不同渠道﹐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發揮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他認為政府對政府的渠道最沒有效用﹐最行不通﹐國際非政府組織渠道稍微有些作用﹐另外西方個人﹐像基辛格、楊振寧等﹐對中國政府施壓﹐在中國極權體制下﹐這種個人和政府高層官員的私誼﹐反而成了最有效的管道﹐另外媒體輿論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王丹就台灣如何能幫助推動中國改善人權問題上提出幾點建議。他認為台灣民主基金會可以提昇對中國民主的關注﹐另外台灣藍綠對立嚴重﹐中國人權問題可以做為跨越藍綠的議題。
他說﹕“我向台灣發出的呼籲是說﹐中國人權問題﹐中國民主發展問題﹐應該做為一個跨越藍綠的共同點。”
另外王丹建議﹐ 過去像民進黨等台灣反對力量的實務經驗對目前中國人權運動其實相當寶貴﹐可以把這些經驗總結出來供中國人權運動做參考。另外他也建議台灣社會應該增加對大陸來台學生的關注﹐這些陸生未來回到中國後勢必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主要力量﹐台灣應該擴大和陸生的接觸﹐進行更多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