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情報界上星期公佈了一份解密報告，宣布可能永遠無法確定新冠病毒的起源。這份報告稱，情報界和全球科學界缺乏臨床樣本，也缺乏對最早病例的流行病學數據的完整了解，無法確定該病毒由動物傳染給人類，還是洩漏於實驗室；不過，可以肯定，它並非生物武器；美國情報界並一致認為，病毒爆發時間不晚於2019年11月，地點在武漢。
有分析稱，中國未能更全面配合對病毒來源的調查，沒有提供早期病例的相關數據。那麼，美國的新冠溯源當前結論對中國意味著什麼？中國抵觸國際調查，是否直接導致溯源無法實現。
美國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前病毒學研究員林曉旭認為，這份病毒溯源報告若能為綜合分析提供一些間接證據，或許令人比較感興趣。
他說：“在這份報告正式公佈之前媒體也有報導說，這個所謂的情報界的調查團隊曾經從武漢病毒所下載了一個大的數據庫，其中有很多當時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的病毒序列等等，當時外界炒得沸沸揚揚。至少你獲得了以前沒有獲得的一些研究資料，如果有其他情報界人員，比如在武漢當地的人，給你提供一些信息或者衛星圖像系統給你做的一些分析，比如當時武漢在2019年秋冬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異常情況，做一些綜合分析。當然我覺得會提供一些間接的證據，這個會比較令人感興趣一些。”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教授金冬雁分析說，向國際社會提供早期病例樣本以及流行病學數據，是中國作為最早疫情爆發地的責任和義務。
他說：“中國政府確實有責任、有義務向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協助，特別是早期病人的樣本和流行病學的數據，還有跟這個相關的一些情況。這是它作為一個最早的疫情爆發地所應有的責任跟義務。它現在由於各種原因在這方面逃避，而且用了很多其他資料，把它指向歐洲、指向美國。其實從比較嚴肅的科學鏈來看，現在所說的在2019年11月之前，在美國在歐洲就已經有SARS-CoV-2這樣的證據，其實是並沒有一個確鑿的證據。至於陸軍研究所的地方，我們行內都知道，那個地方並不是做冠狀病毒的，是做布尼亞病毒的一個重鎮，從來就極少做冠狀並病毒。而且也沒有任何證據，說明那個地方跟這次的疫情有任何關係。所以中方用了一些比較低下的手段，包括杜撰一個歐洲的什麼學者說了什麼話。這樣的手段其實只能得到一個反效果，而且在全世界面前，在一個資訊流通的現代社會裡，這一套是行不通的。”
美國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前病毒學研究員林曉旭表示，國際社會對新冠病毒溯源的關注點也在隨著整個事件的發展以及有越來越多新線索被披露而發生轉變，從這次疫情的源頭到對中國政府的猜忌和不滿。
他說：“從國際社會普遍民眾的關注來看，確實是誰都不希望這樣的疫情再次發生。所以都希望能夠更有效地了解疫情是如何起來的，病毒來源是什麼等等。追究到科學方面，就會這樣深入去想。所以我覺得國際社會的初衷，當然是希望能夠避免再一次疫情的大爆發。這方面如果能夠積極了解到當時武漢發生了什麼情況，有什麼樣的經驗教訓國際社會可以吸取，還有哪些潛在的動物宿主有可能還有更危險的病毒等等，這個我覺得是國際社會非常關心的初衷。但是後來隨著不斷地有更多的信息出來，國際社會的關注點也開始發生變化。比如說，中國的這些科研人員是不是在做非常危險的公眾爭議的研究。包括武漢病毒所向國防部申請的研究報告裡面，很明確地提出了他們準備在雲南蝙蝠洞裡邊進行實驗等等。就是這些危險的實驗，中國官員是不是在做？另外從軍方的角度考慮，中國軍方是不是在研製生化武器？他們進展到什麼程度？我覺得這是國際社會現在關注的點。所以這份研究報告已經偏離了很多國際社會真正的關注點，所以它得出的結論模棱兩可，國際社會現在也只能是無可奈何吧。”
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金冬雁表示，與2003年SARS爆發時相比，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的處理手法上有很大差異。這種落差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審視。
他說：“2003年(SARS)的時候，中國領導人的態度，而且處分了北京市的市長、當時中國的衛生部長，隨之而來中國的衛生防疫事業是有一個很大的進步。而且一次他這麼做，光從歌頌美好(的角度)，到最後就成了一個歌頌美好，一切都從負面變成了正面，甚至有很多有責任的人都成了大英雄。這樣的情況，我覺得很難避免其他西方發達國家，還有全球緊緊盯著你，永遠要跟你糾纏下去。”
（美國之音記者尹暄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