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企業家、河北省大午農牧集團創辦人孫大午等七名高管日前被正式逮捕，被控涉及非法集資、尋釁滋事及非法採礦等八項罪名。
去年11月，大午集團與一家國營農場因土地糾紛發生衝突，當局以尋釁滋事及破壞生產經營的罪名將孫大午和另外29名管理層帶走，目前25人至今仍被羈押，包括孫大午妻子、兒子和兒媳等多名家人及公司全部高管。當地政府其後派了29個工作組接管了大午農牧集團。
孫大午曾被譽為中國企業家的良心，他創辦民營醫院和學校，喜好評議時事，且與北京諸多公共知識分子理念相近。
孫大午是怎樣的一位企業家？大午集團所犯何罪，竟被“滿門抄斬“？孫大午的遭遇是私企越界還是官方越權？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孫大午此番兇多吉少，他的被捕表明習近平在倒行逆施的路上已經走了很遠。
他說：“孫大午確實兇多吉少，從去年11月當局抓捕孫大午就故意搞出很大的響動，出動300警察，一氣抓走二、三十人，包括孫大午的家人和大午集團的高管。而且是異地執法，同時還馬上接管了孫大午的公司，查封凍結了全部資產。這本身就已經表明這次逮捕孫大午不是出自地方，而是高層。而這本身也表明當局是鐵了心要把他辦成個大案。從現在當局給孫大午安的八條罪名，這說明所謂大午集團和國營農場的土地糾紛只是個幌子，只是個藉口。這說明當局對孫大午的不滿是由來已久，這次就是要和孫大午算總賬，新賬老賬一起算。當然習近平也並不是要消滅所有的民營企業，因為他也知道民營企業是下金蛋的母雞，不能殺雞取卵。習近平要消滅的是大午集團這樣的民營企業，要消滅的是孫大午這樣的民營企業家。”
胡平認為，孫大午是個優秀的民營企業家，另外更重要的是他有強烈的公民意識和非常深厚的社會關懷。
他說：“他認同憲政民主的理念，他本人就是個公知，是企業家中最出色的一個公知。另外他還辦賠錢的學校、不掙錢的醫院，他所創辦的大午城實際上是開創了一個在現代化的今天，民間自治的典範。像孫大午這樣民營企業家在江胡時代雖然也經常遇到麻煩，但畢竟還可以生存、還可以發展。只是到了習近平時代，就不能容忍了。比起馬雲，孫大午的知名度沒有馬雲高，但是他體現的價值、意義並不比馬雲低，在我看來還要更高。這件事表明習近平在倒行逆施的路上已經走了有多遠。”
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虞平認為，孫大午案具有風向標意義，對中國其它的類似民營企業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他說：“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也可以說是一個風向標的案件，我想就事論事來講，其實中國的執法機構已經違反了最新的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規定對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它有很多種，其中包括他們對大午集團這些高管們採用的所謂的監視居住。監視居住是限制人身自由，但是又比較寬鬆地限制人身自由。刑事訴訟法七十條規定的非常清楚，執行地要在自己的居所，除了居無定所的流浪人員或者是逃犯可以在指定監視居住的執行地。只有三種情況，因為刑事訴訟法當時修改的時候有非常大的爭論。”
虞平說，過去公安機關經常使用“監視居住”任意拘押他們認為有社會危險的那些人。這個法在製定的時候已經有很多爭論，最後大家妥協的結果就是把對指定監視居住這些人限定為三種。
他說：“一種危害國家安全的；還有一種是恐怖犯罪；另外一種就是有重大行賄、受賄嫌疑的人，才會有一個指定監視居住。但是大午集團這些人都不存在這些問題。所以就法律來講，對他們監視居住嚴重違反刑事訴訟法。但是他們為什麼這麼做，背後的動機我們看得非常清楚，因為採用任何其它的包括羈押、刑事拘留，這些都不能超過很長時間，只有監視居住可以達到6個月。現在當然已經接近6個月了，這是為什麼現在做出批捕的一個原因。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本身首先就是非常違反法律的，就是國家的刑事訴訟法。第二個，把這些關聯的家庭、個人全部逮捕，是不是意味著對整個家族採取連鍋端。我覺得這跟中國民營企業的性質有非常大的關係，可能也是一個風向標。現在大午企業做得這麼大，地方上的這些官僚也好，中央的領導也好，他們對一些有重大影響或者有非常多資源的農民企業家或民營企業家確實感到有一種威脅。所以我覺得今天做出這樣一個逮捕，把他的全家、把他整個企業的高管進行起訴，甚至於八項罪名的起訴，我覺得本身意味著一個風向標。我想未來類似的民營企業家或者說民營企業可能在這些方面真的需要擔憂了。”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孫大午二次被捕反映出，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整個大環境的變遷。
他說：“在胡溫時代都能夠比較緩和處理的事情，到了今天都變成沒有生存的機會，沒有生存的空間。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習近平當然不是要全盤扼殺民營企業，也不是要打倒所有的民營企業家，他就是要你民營企業家悶聲發大財，你不要有社會關懷，不要有公民意識，不要做那麼多慈善事業，不要做那麼多好事情，等於就是在和黨爭奪人心，所以黨就絕不都能允許。所以它就釋放出這麼一個信號。”
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虞平認為，從孫大午案來看，在習近平治下中共不允許資源的控制權旁落他人手中，並以此來維持一種新的中國模式，即在政治上搞極權主義，在經濟上走市場經濟道路。他說，北京當局已經成功地消滅了公知這個人群，現在剩下的就是少數像孫大午一樣的民營企業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