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任期即將屆滿。在他執政的四年裡，美國與中國在貿易、科技、安全、地緣政治、外交和人權等領域的衝突不斷升級。
很多觀察人士認為，美中兩國已經陷入了一場“新冷戰”。特朗普政府留下了怎樣的美國對華政策遺產？拜登1月20日宣誓就任第46任美國總統後，他將如何處理美中關係，在幾個備受關注的關鍵領域將用何種方式和態度應對中國？
特朗普處理美中關係打分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亞洲高級顧問葛萊儀(Bonnie Glaser)認為，對特朗普處理美中關係的評判要把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總統本人區分來看。
她說：“我會給總統本人一個很低的分數，也許是勉強及格的D。 他幾乎只關注雙邊貿易赤字，而拒絕對香港或新疆發生的事情採取行動，直到新冠疫情發生。他削弱了美國的同盟關係，我認為他真的不懂策略。但至於特朗普行政當局，我認為至少也許應得A-，他們正確評估了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和威脅，也許在政策應對方面分數要低一點，因為我不認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本身對改變中國行為非常有效。”
美國保守派專欄作家，《美中科技大戰》( The Great US-China Tech War )的作者章家敦(Gordon Chang)認為，特朗普執政四年使美國對中國奉行了幾十年的接觸政策被改變，也引發了整個美國社會包括政界、學術界和民間對中國看法和認識的大反思。
他說：“在處理中國問題方面，我給特朗普總統打很高的分數，因為他拋棄了過去五十年來的對華接觸政策，那是美國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那樣的政策已經不復存在了。他現在是以交易的方式和他們打交道，而且他增加了（打交道的）成本。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如果我們想推動中國向更好方向發展，我們就必須給他們向那個方向發展的誘因。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幫助、幫助、再幫助他們，是行不通的。所以，這是我們美國人思考這個問題的一個重要轉變，而這要歸功於特朗普總統。”
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表示，她會給特朗普打B或B-。她說：“他確實說過，我們正在與中國進行大國競爭，他也開始嘗試與中國競爭。我認為在這點上他是值得肯定的。我認為問題是他後來試圖以非常無效的、適得其反的方式進行競爭。”
但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學者、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Douglas Paal)指出，特朗普的對華政策缺乏實際效果，在對華貿易戰上甚至起到了適得其反的作用。
他說：“人們會說，至少特朗普終於對中國強硬起來了。我們需要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 你知道，我們本來就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習近平上任後，我們兩個社會之間的摩擦點和衝突點越來越多，因此不管是哪位總統執政，都自然會對中國強硬起來。”
特朗普的哪項對華政策最有效？
章家敦認為，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最有效的一項政策就是把一些中國企業列入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這對遏制中國竊取美國技術和知識產權有重要意義。
他說：“這意味著美國公司、美國個人，在沒有得到商務部許可下，不能與中國公司在高科技領域進行業務往來。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中國竊取了很多美國技術，而特朗普放在實體名單上的公司，都明顯犯下不可接受的行為，包括竊取美國知識產權。所以在眾多政策中，這是我最喜歡的。”
葛萊儀認為，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對中國的動作值得加分。她說：“因為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幾乎只注重開展航行自由，這是必要的，但還不夠。特朗普政府往前邁進一步，不只繼續進行航行自由行動，同時還強調中國海警船(不應)在其他聲索國的專屬經濟區(EEZ)內活動，讓這些國家無法開發和獲取依據《國際海洋法公約》理應屬於他們的漁業資源。所以，美國的政策已經從航行自由擴大到了海洋自由。”
但包道格則認為，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並無可圈可點之處。他說：“他們從不看大局，總是專注於窄小的問題。總統本人對事情的關注不夠專心，沒有連貫性，使在他底下的人可以通過破壞現有的問題處理機制，造成真正的傷害。不管是在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還是在其他地方，我們在這些地方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感到不滿，但我們把自己從競爭中抽出，而不是參與其中，在這些國際組織里和中國競爭。”
拜登會對中國軟弱？
一些觀察人士擔心，拜登可能不會像他的前任那樣對中國的立場不夠“強硬”。斯坦福大學的國際問題研究員梅惠琳表示，她的確略有擔憂。
她說：“美國需要明確表示，我們歡迎一個富有建設性的、和平的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只有當北京採取不負責任、咄咄逼人的行為時，我們才要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所以，我認為，說我們是強硬還是軟弱是沒有幫助的。我所擔心的是，也許拜登總統不會對北京進行足夠強有力的回擊，也不會使用他手中的所有工具來進行回擊。我認為他計劃通過外交手段來領導是件好事。我認為他計劃建立經濟關係並加強我們的同盟和夥伴關係也是件好事。但所有這些都要在堅實的軍事力量基礎上完成。而我擔心的是，與特朗普總統相比，他較不願意利用這一基礎來繼續威懾和約束中國的行為。”
專欄作家章家敦認為，他擔心的是拜登會不會也像他的前任那樣，在上任後也給中國一個寬限期(grace period)。他說：“首先，他會給中國一個寬限期。我們知道這一點，因為每個總統都會給中國一個寬限期。特朗普總統給了中國14個月的寬限期。但是現在和2017年，也就是特朗普政府的第一年不一樣的地方是，現在我們一刻也不能耽誤。”
CSIS的葛萊儀表示，她並不認同所謂“強硬”或“軟弱”的表述，而且也不認為拜登會對中國“軟弱”。
她說：“首先，他的團隊中許多人在奧巴馬政府的後幾年，目睹中國變得更加強硬，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表現出好戰行為。他們也體驗過中國做了些承諾，但後來沒有兌現。所以他們有這樣的經驗。而且我認為他們在上任後會睜大眼睛。我認為拜登會設定明確的優先事項。他將製定有效的戰略來實現這些目標。我個人不認為與中國進行精心策劃的對話或與中國合作是軟弱的。所以，我認為雖然有些人認為這是軟弱的，但我不認同這種觀點。”
對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展望
在科技領域，特朗普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對華為等中國科技巨頭施加了各種制裁措施。專家認為，拜登將延續特朗普政府的部分做法，但同時會強化與盟國的合作。
葛萊儀說：“拜登政府上任後會進行一次審視。他們將審視現有政策。另外很多已經在實施中的新政策，像在實體名單中的企業，簽證限制等等，我想作為拜登政策的一部分，這些都會被審視。我相信他們會找到如何應對這些中國企業的方法。我相信在涉及國家安全問題時，拜登團隊在允許中國公司積極參與我們的電信系統或購買中國的產品系統時，會採取謹慎態度。”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包道格預測，拜登上任後將面臨很大的壓力，必須去採取和特朗普政府類似的做法。但他認為，保持美國的開放，讓中國企業依賴於美國的技術或許更符合美國的利益。
他說：“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最好是保持美國的傳統，保持成功的現代經濟的傳統，讓我們的大門向人們、向思想、向技術開放。有些技術是純粹的軍事或安全方面的，這時你也需要那些專家來判斷，說這些技術需要保護起來，是不能共享的。但是我覺得總體來說，你越是一體化，就越能讓我們擔憂的中國公司依賴於它們與外界的關係。我們是有這個實力的。這不是一個我們要保護自己免受猛獸攻擊而我們又不能反擊的領域。我們有能力設置條件，我認為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機制，讓各種問題都能在這些條件下得到解決。”
在台灣議題上，特朗普政府的四年裡，華盛頓與台北的關係得到了鞏固和空前的發展。專家認為，拜登上任後，新政府會繼續推動與台灣的關係，但方式和方法會有所不同。
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說：“美國兩黨對台灣的支持是明確無誤的。國會在過去幾年中多次表明，希望在兩黨的基礎上與台灣人民保持強有力的實質性關係。我認為這一點不會削弱。我想，我確實聽到了一些媒體的報導，說人們擔心拜登會對台灣不那麼直截了當。但區別是，幫助台灣人民成功維持自治和充滿活力的民主，並讓台灣成為全球經濟環境中日益增長的經濟互動的一部分，這與作秀式的官方接觸是有不同的。這會讓中國必須對台灣施加更多壓力。當我們對台灣做這些事情時，很少情況下美國會為改變而付出代價，因為這讓台灣擁有前所未有的自治和國內成功的時期。我們可能會不必要地將這一點置於風險之中。”
葛萊儀認為，新政府在台灣議題上採取哪些動作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北京怎麼做。她說：“拜登對台灣的政策部分取決於中國對台灣做什麼。它是否會繼續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內和越過台灣海峽中線進行海、空行動，對台灣不僅使用軍事脅迫，而且使用外交和經濟脅迫？如果這些政策繼續下去，那麼我認為美國將別無選擇，只能做出回應，以確保威懾力的存在，確保中國明白美國在台灣安全和兩岸穩定上的利益。不過我認為，美台關係中的一些敏感議題，可能會以一種較為不明顯的方式來進行。”
梅惠琳也表示，拜登政府將致力於維護台海兩岸的現狀，雖然美國將繼續支持台灣，但形式會有所不同。
她說：“很多人說特朗普總統對台灣的態度很不一樣，但他最後還是上維持了戰略模糊。在美國在某些突發事件中會怎麼做的問題上，他延續了對台灣的軍售。不同的是，特朗普總統的政策是非常單邊的。比如說他試圖增加台灣的國際空間，派更多的高層代表和台灣代表見面。我覺得這不會是拜登要走的方向，實際上我覺得拜登要走的方向會更有效，就是嘗試恢復在國際機構框架內的努力。在特朗普任總統時期，美國退出了台灣想要加入的機構，那就很難拓展台灣的國際空間。所以我覺得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會繼續，但是會採取不同的形式。”
專家們認為，在人權議題上，拜登政府會加大對北京的壓力，並會採取行動，追究踐踏人權者的責任，動作力度將比特朗普政府還要大。
CSIS的葛萊儀說：“我認為，拜登是真正關心人權的。而在大選前，拜登的競選陣營實際上表示，新疆發生的事情是種族滅絕。這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遠。我想，當選總統拜登已經說過，他支持採取強硬的行動來懲罰中國侵犯香港自治權的行為。所以我預計這套政策會繼續下去，拜登政府會在此基礎上再接再厲。”
中國不搞議題掛鉤
在處理對華關係上，對拜登總統及其外交政策團隊最重要的一個建議是什麼？斯坦福大學的梅惠琳表示，要認識到中國不搞議題掛鉤。
她說：“中國是個務實的國家，他們不會搞議題掛鉤。所以如果我們以為向中國做出讓步，可以建立起他們在其他領域合作的善意，比如說跨國威脅、疾病，我們以為這樣就能建立起善意，然後藉此說服中國在對我們很重要的議題上做出些讓步，比如朝鮮或南中國海，那是行不通的，我們最終會失望。我們必須以一種非常直接、務實的方式與中國接觸，了解到我們的利益是互相衝突的，但我們不是敵人。”
別太早和習近平舉行峰會
葛萊儀的建議則是，在解決好美國國內問題之前，拜登政府不要過早與北京舉行元首峰會或高級別對話。
她說：“我想我最重要的一個建議就是，不要太早和習近平舉行峰會。我們必須把自己的家務事辦好。我們必須加強美國的實力，我們必須重振我們與盟國的同盟關係。我們知道，中國在看到其它國家實力下降的時候，就會佔它們的便宜。而且我們知道，中國認為新冠大流行加速了全球力量平衡格局的變化。在這種格局下，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大國，而他們認為美國正在衰落。所以我認為，在我們沒有重新獲得中國的尊重之前，我們不應該與中國進行峰會或嚴肅的談判。”
對中國的觀感必須符合現實
保守派專欄作家章家敦則呼籲拜登團隊帶著對中國的現實認知上任。他說：“從我們在競選期間和選舉後聽到的情況來看，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似乎與現實不符。我們必須記住，現在的中國是異常咄咄逼人的好戰和傲慢。因此，現在不僅對美國人民，而且對中國以外的各地人民都構成了嚴重的危險。”
美國必須先恢復自信
包道格的建議是，美國需要增強自身的實力並恢復應有的自信。他說：“我們要有自信，恢復自信，減少美國各部、各民族、派系之間的仇恨，設立一個國家性的目標。肯尼迪在60年代把登月定為國家目標。我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其他地方制定的目標沒有被認可，而且浪費了很多時間。我們必須回到政府能做的事情上。基礎設施的改善將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在科技領域更多的投資，協調政府與私營部門，對經濟中最先進的部門給予支持。這可以通過稅收機制和投資機制來實現，新一屆政府在國會支持下有能力做到的。所以我認為自信是我對下一屆政府最重要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