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1月13日），根據拜登過渡團隊被廣泛引述的消息，當選總統拜登已經挑選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為其國家安全委員會主管亞洲事務的官員，他的頭銜是“印度-太平洋協調人”（Indo-Pacific coordinator）。
“這是一個高於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級別、權限更廣泛的管理職位，負責亞洲和與中國有關問題的各個部分”，“坎貝爾將直接向國家安全顧問傑克·蘇利文報告，” 華盛頓郵報負責報導外交和國家安全事務的記者引述白宮的消息來源寫道。
保守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訪問研究員、共和黨人埃里克·塞耶斯（Eric Sayers）告訴美國之音，“建立'印度太平洋協調員'職位確實表明，拜登政府希望提高印太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對此進行協調的必要性。”
塞耶斯比較此任命與特朗普政府過去兩年啟用博明（Matt Pottinger）有異曲同工之妙。 “博明是國家安全副顧問，他確實在所有亞洲政策中扮演著四分衛角色。”
《外交政策》報導稱拜登任命坎貝爾主管亞洲政策將加強新政府對華政策，是“在亞洲問題上的第一個大膽舉動”。因為到目前為止，拜登的國安會提名官員主要是針對中東和跨太平洋地區的。
坎貝爾是民主黨最資深的亞洲事務外交官之一，曾在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任國務卿時擔任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參與幫助奧巴馬政府制定了“重返亞洲”（Asian Pivot ）戰略。奧巴馬的白宮後來將其更名為“亞洲再平衡”，但坎貝爾在2016年出版的《重返亞洲》一書時仍延用自己的說法。
塞耶斯認為，對中國強硬的共和黨人士應該也會歡迎這一任命。 “那些對中國的行為高度懷疑、主張對中國更為強硬的人士，他們應該對這一選擇感到鼓舞，這不僅因為坎貝爾可能有正確的亞太策略，而且也因為拜登政府希望提高這一問題的層級。
2019年底，坎貝爾和蘇利文在《外交事務》撰文，題目是《避免災難性競爭：美國如何既挑戰中國又與之共存》，闡述了他們應對中國的理論。他們認為，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國防戰略》中把中國定為“戰略競爭者”是正確的，但是他們說，“這種競爭必須保持警惕與謙遜（vigilance and humility），圍繞與中國共存的目標而不是期望改變它來進行。”
2018年，坎貝爾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美國絕不能回到希望中國實行自由化的以接觸為基礎的戰略，美國必須承認這一戰略無法成功。
觀察家認為，主管亞洲事務的官員人選宣布延遲至今可能意味著對這一任命重要性的考量，其中也包括了希望它能順利通過參院的確認。
“你需要一個個性、性情，受到廣泛尊重的人來勝任這一職位。” 塞耶斯說。 “坎貝爾具備這些，他的服務記錄，以及他能成功擔任這一職務的合適的個性，他在五角大樓，在海軍服務過，他在國務院和奧巴馬政府任職，最後幾年他有自己的私營公司，一直與美國公司合作。”
塞耶斯認為這一點很重要，“我們不應忽視這一角色，美國商界在美中關係裡發揮愈來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經濟和技術競爭方面。”
週二（1月12日）坎貝爾和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計劃組織主任拉什·多西（Rush Doshi）撰文強調，美國可以通過恢復與中國的實力平衡、支持美國的同盟，並利用這些同盟來反擊北京的挑釁行為。
他們寫道，通過重疊的聯盟網絡，美國應該與志趣相投的伙伴一起“向北京傳遞一個信息，即中國目前的走向很危險。”他們說，“這項任務將是美國近代治國史上最具挑戰性的。”
華盛頓郵報的評論說：“真正的考驗是，拜登政府是否真的能投入必要的時間和資源來完成十年前坎貝爾首次提出的‘重返亞洲’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