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即將重返白宮之際，路透社日前(12月24日)報導說，中國明年將發行創記錄的高達3萬億人民幣的國債，以期挽救深陷危機的經濟、減輕特朗普可能大幅加徵關稅的打擊。這是中國擔心兩國關係可能在特朗普第二任內迅速跌入新的谷底最新跡象。
長期以來，有關美中關係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兩國關係壞也壞不到哪裡去。展望新的一年，特朗普即將攜空前強硬的對華鷹派團隊入主白宮。此外，如果烏克蘭和加沙兩場戰爭能如特朗普所承諾的那樣實現停火，國際安全局勢將再次發生巨大變化，美國在歐洲和中東的戰略負擔將隨之減少，令美國有機會將更多的策略資源集中在亞洲。
戰略重心即將真正東移
拜登(Joe Biden)和特朗普政府或許在中國問題上有高度共識，但分歧也體現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特朗普團隊中的核心成員認為，烏克蘭戰爭分散了美國的戰略關注。
美國雖早在奧巴馬(Barack Obama)時代就提出重返亞洲，但多年來在其他地區衝突的制肘之下被認為從未真正實現這一國家安全戰略的重大轉變。然而隨著烏克蘭和加沙兩場戰爭可能步入停火，美國新政府預計將最終將這一長期目標化為現實。
即將出任國務卿的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和新任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沃爾茲(Michael Waltz)雖然都是對俄政策的強硬派，但魯比奧是投票反對烏克蘭軍事援助計劃的15名共和黨參議員之一，而沃爾茲也一直批評拜登政府的烏克蘭政策在軍事上過度擴張，卻忽略了美國真正的威脅。
“美國的彈藥和國防生產正在援助烏克蘭，而不是阻止中國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侵略。” 沃爾茲在美國大選前夕在《經濟學人》撰文。
他在這篇與人合著的文章提出，雖然拜登政府加強了與盟國的聯盟，“但美國近期外交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並不是美國的朋友，而是其最大的競爭對手：中國。”
美國國防部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後的新聞稿中曾表示，“國防部向歐洲增派了2多名部隊，以應對烏克蘭危機”。拜登總統在本月初(12月6日)給國會眾議院議長的一封信中透露，目前美國已總共向北約分配和部署了大約8萬名美軍。
公開資料顯示，這一規模大約相對於美國在日本和韓國駐軍的總和。
不過在另一位特朗普國家安全團隊成員黃之瀚(Alex Wong)看來，烏戰也會有利於戰略東移。這位即將上任的副國安顧問在雷根基金會網站發表的一篇長文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分析說，短期來看烏戰分散了美國對印太地區的關注，“然而，從中長期來看，烏克蘭戰爭實際上勾畫了一條合理將美國軍事資源向東轉移的機會。”
黃之瀚說，俄羅斯的侵略讓西歐盟友放下了他們在國防開支上的幻想，同時，戰爭也凸顯了俄羅斯常規軍力的衰退，“而這兩種現實 - 即歐洲國防開支的增加和俄羅斯常規威脅的落敗 - 為將美國的部分軍事力量從歐洲轉移到印太地區鋪平了道路，並且這樣做不會嚴重削弱在歐洲戰區的威懾力。"
2014年，當俄羅斯入侵併吞了克里米亞半島時，北約只有三個國家將GDP的2%用於國防，據北約今年6月公佈的數據，其32個成員國中已有23個達到了這一目標。
華盛頓智庫全美亞洲研究所(NBR)副總裁甘浩森(Roy Kamphausen)對美國之音說，總的來說他傾向於認為”重返亞洲“是過去十年不斷演化的趨勢，並非某個特定的時間點。不過在另一方面，這位前美國駐華武官在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也指出，雖然中國為烏克蘭制定有“和平計劃”，但在中國看來，烏克蘭和加沙出現和平的可能性“從根本上違背了其利益，其主要原因是北京可能會認為美國會將更多的資源、領導層注意力和時間來關注印太地區。”
美中之間的競爭與對抗常被形容為冷戰，但黃之瀚在去年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網站上的另一長文中更進一步，暗示說這一說法並不恰當。他在提醒美國必須為二戰以來未曾見過的衝突做好準備時強調說：“我刻意指出的是二戰，而非冷戰，因為眼前的風險比冷戰時期的更令人擔憂。”
他說，事實上，與中國的競爭保持在“冷”的狀態“已成為一個更為艱鉅的任務。”
中國第一？
在特朗普本星期宣布的最新一批任命中，前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埃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被提名擔任負責政策的國防部副部長，這是五角大樓的三號人物，也是特朗普提名的又一多年來堅稱中國為美國最大威脅的政界人士。
科爾比一直公開表示反對美國自伊拉克戰爭以來的每一次海外幹預，並一直直言不諱地批評美國對烏克蘭戰爭的支持忽略了美國最重要的戰略目標。他曾將大國之爭比喻為拳擊賽，美中為重量級，俄羅斯不過為中量級而已。
他曾在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拜登政府提請為烏克蘭提供1000多億美元撥款凸顯了美國的實際優先事項顯然不是中國和台灣。他說：“這顯然是以犧牲美國對保護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盟友的能力以及優先向台灣提供武器以實現自身防禦為代價的。”
”毫無疑問：在特朗普團隊中負責制定外交政策的人眼中，中國確實被視為‘最大的對手’。“ 美國漢普郡學院名譽教授邁克爾·克萊爾(Michael Klare)最近撰文說。 “儘管他們認為許多國際挑戰可能影響其'美國優先'戰略，但他們認為，只有中國才真正威脅到美國持續的全球主導地位。”
彭博新聞在一篇題為”中國是特朗普新團隊的頭號敵人“的分析文章中說，預計新政府將尋求迅速結束中東和烏克蘭的衝突，”最終目標是集中力量應對頭號敵人：中國“。
華盛頓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全球中國中心和印太安全倡議的非常駐高級研究員藍若思(Elizabeth Larus)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對美國之音說，特朗普政府將奉行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但將把中國置於外交關係的首要位置，我將其稱為'ChinaPrima'(Prima：拉丁語中意為“第一”或“首要”)。
鷹派主政關鍵部門
美國政界不乏中國鷹派，但絕大多數無緣本人主導政府部門施行強硬政策，對魯比奧(Marco Rubio)的任命意味著強硬政策的發起者也將成為執行者。
魯比奧(Marco Rubio)在其十幾年的參議員任期內參與和發起的一些議案並未化成美國國務院的具體行動，例如他去年提出的《台灣代表處法案》要求美國國務卿進行談判，將“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TECRO)更名為“台灣代表處”，在出任國務卿後這意味著魯比奧本人將發起談判。
魯比奧曾提出的涉及國務卿一職的法案還包括他聯名提出的《台灣關係加強法》(Taiwan Relations Reinforcement Act)，其具體內容包括成立台灣政策特別工作組，升級美國駐台灣的代表，推動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並要求國務卿就一些相關進展向國會提交報告。
在台灣問題上的一字之差也曾往往引起軒然大波，當年立陶宛允許台灣以“台灣”而非“台北”名義設立代表處曾令北京大動外交幹戈，而魯比奧主政下的國務院負責處理的直接和間接的涉台文件和事務將不計其數。
“戰略模糊”是美國幾十年來對台政策的基礎之一，在拜登總統已經多次明確表示將保衛台灣的基礎之上，美國新政府被認為也有可能在這一問題上觸動美中台關係的又一基石。
“在魯比奧和沃爾茨負責日常政策的情況下，可以預見到會出現關於‘戰略清晰’的討論，”獨立的無黨派政策研究機構“美國進步中心”在最近的一篇分析文章中說。
寄望於特朗普的“交易性”？
特朗普的外交之道常常被批評為過具“交易”色彩，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中國在不犧牲重大利益的情況下可以拿甚麼跟美國做交易。特朗普第一任期時中國曾以擴大美國進口跟特朗普討價還價，但目前兩國間的衝突遠不是買大豆就能解決的。 在烏戰問題上，美國無疑希望中國助一臂之力向俄羅斯施壓，特朗普也公開表示不能讓中俄抱團，但中俄聯盟是一長期基本國策，這方面稍有動作，便可能被形容為出賣俄羅斯，中了美國離間計。
前拜登政府白宮國安會中國、台灣事務資深副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最近對政治新聞媒體《政客》(Politico)說，魯比奧、沃爾茲和黃之瀚在對華政策上的一致性可能會促使特朗普對其討價還價的治國之道三思而行，新一屆政府中的“競爭性可能會勝過交易性的方式。”
不過在另一方面，也有分析認為，中國或可能受益於特朗普自己跟自己的交易。蘭德公司的高級國際國防研究員何天睦(Timothy Heath)對美國之音說：“特朗普可能會將中國作為優先事項。然而，特朗普更有可能優先考慮與中國的經濟爭端。”此外，他還有其他的各類優先事項，移民等國內外一系列其他重大議題都會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中國和貿易並不是唯一的優先事項。
中國問題專家藍若思認為，新政府在上任初期可能會姑且給中國一個機會，但如果習近平讓他失望，特朗普就會在年底前轉向採取一系列強硬政策，其中包括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阻止與解放軍有聯繫的中國公民在美國大學學習或從事敏感技術工作，批准向台灣運送大型武器，將美國海岸警衛隊部署到印太地區，以及支持菲律賓在南中國海針對中國的新法律訴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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