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三(9月21日)，中國歐盟商會在北京發布了《歐盟企業在中國建議書 2022/2023》。這份往年多集中討論在中國投資機遇的報告，今年卻聚焦於供應鏈韌性的建立、營商環境的挑戰、聲譽受損的風險管理以及全球合規的重要性等當下的熱點議題。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約爾格·伍德克(Joerg Wuttke)在今年五月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就曾對越演越烈的“清零”政策提出批評，“中國當局的強硬做法讓人們對中共威權體制感到恐懼，這種危機感甚至超過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
而在今天的發布會上，伍德克重申了這一觀點：在當下的中國“意識形態決策比經濟決策更重要”。伍德克在該報告開篇的“主席致辭”中尖銳地指出：“當世界其他地區已經基本恢復疫情前的'常態'時，中國卻遲遲不願重開國門。 ……而今，中國缺席全球事務商討，同時也錯過了向海外投資者展現市場潛力的契機，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中國的'光榮孤立' 不僅使出入境旅行受限，且抑制了人際交往。現在，中國的聲音幾乎完全'虛化'，這勢必會讓世界越來越不了解這個偉大的國家”。
營商環境惡化
“現在的氛圍已經完全改變了，從各項數據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我們撰寫報告是因為我們希望給中國當局以及歐洲當局一個方向性的東西，…… 但現在的問題是，在這裡做生意變得更加複雜”，歐盟商會副主席卡洛-德安德烈亞(Carlo D'Andrea)在發布會的專題討論上表示，“我們的會員公司們都認為，在過去的幾年裡，商業監管環境並沒有得到很大的改善，無論是在模糊的法規和政策方面，還是在這些法規和政策酌情執行的方面”。
中國歐盟商會的這份報告明確指出，中國曾為全球化成形做出重要貢獻，但如今中國市場的可預測性、可靠性和效率都在降低。“2021年的突然拉閘限電，以及突發大規模的疫情封控，這些事件都在削弱中國的可預測性。而政府對科技和教培行業的突然整頓，使得商界感到未來充滿不確定因素，不知道哪個行業會成為下一個受監管目標”。
與此同時，由於歐盟企業無法對其中國業務進行獨立的第三方審計，中國不再是歐盟企業心目中一個穩定的採購目的地。不少外部因素，例如新出台的具有全球約束力的監管措施，包括美國的《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和歐盟即將出台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也在使局面更為複雜。
另一方面，中國的效率也在下降。歐盟企業正在將其部分的中國業務與全球業務脫鉤，這既是為了防備潛在的全球衝擊，也是為了在中國和本國市場保持合規。同時，中國素來享有的結構性優勢，如“人口紅利”正在迅速消退，造成生產效率下降。
歐盟商會國家代表雷娜塔-帕夫洛夫(Renata Pavlov)女士在發布會的專題討論上表示，“今年對我們以及我們所有的企業來說，是又一個困難的一年。我不想列出我們一直面臨的所有問題和難題，但一個艱難的地緣政治環境，困難的營商環境，加上一場戰爭(烏克蘭)，這些都很強烈地影響了我們的歐洲業務”。
“清零”政策對經濟的重擊
在今天發布的報告中，中國歐盟商會對中國嚴格的防疫政策做出了悲觀的預期。“中國歐盟商會擔心，中國至少要到2023年下半年才能對世界恢復全面開放”。
報告指出，“由於疫苗接種率不足、以實現序貫接種的更有效疫苗遲遲不獲批，以及在面對傳播力更強的變異毒株時繼續堅持嚴格的'動態清零'措施，種種因素致使中國付出了極大的且不斷增加的代價。與世界其他地區不同，中國遠未達到群體免疫的水平”。
此前，中國歐盟商會在今年4月曾在上海封城期間進行過一項企業調查。在4月的大規模封控期間，很多企業每天只能勉強開展最基本的工作，不確定能否有足夠人手來維持生產，以及經營場所是否會被突然封閉。
調查結果顯示，75%的受訪企業的整體運營受到中國嚴格的“動態清零”政策的影響。而更重要的影響在於，該項政策所造成的巨大“不確定性”是更讓企業和投資者所擔心的。這種不確定性使得當時23%的受訪企業開始考慮將現有或計劃中的對華投資轉移到其他市場。這一數值結果與兩個月前有此想法的企業相比，增加了一倍多，也是過去十年間的最高值。
而中國各地疫情防控政策的執行不一致，也使得營商環境更加複雜。例如，各地對貨物運輸採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存在巨大差異，給企業管理製造了重大難題，擾亂了供應鏈，對物流業的增長前景產生了負面影響。
而2020年疫情爆發，政府開始嚴格限制國際航班，造成了幾乎完全阻斷旅客入境中國，從中國前往海外旅遊和工作的人數驟減。與2019年相比，中國大陸公民出境游人數下降了79%，而外國入境游客人數更是急劇下降，僅為2019年數值的4.6%。
由於中國嚴格的旅行限制，歐洲企業的中國業務變得愈發孤立，也面臨更多的挑戰。
華爾街日報在一篇報導中寫道，“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企業高管和外交官眼中的外派熱點，因為在一個日益崛起的大國任職可以提高聲望，同時還能為自己的履歷鍍金。如今，隨著中國“動態清零”抗疫政策收緊，以及對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經濟脫鉤的擔憂加劇，很少有人再渴望承擔這一任務。”
歐盟商會的報告也指出，越來越多的外籍員工不願意或者無法留在中國，導致企業很難留住外籍員工。這些限制措施何時放寬尚不明確，對員工做出職業選擇產生了嚴重影響。許多在華外籍員工考慮到與家人長期分居、或是回母國後再入境中國將面臨重重障礙，因此決定離開中國，或回到母國、或前往他國尋找機會。
中國歐盟商會預計，自疫情爆發至今，生活在中國的歐洲公民總數減少了一半。商會進一步估計，目前在華的歐洲人可能坐不滿容納8萬人的北京“鳥巢”體育場，而且到2022年夏季結束時，這一數值或許會再減半。
中國歐盟商會董事揚斯-艾斯克倫德(Jens Eskelund)在發布會的專題討論中表示，“我認為最緊迫的是，(中國政府)需要製定一個如何退出(現有)新冠防疫政策的戰略。要為我們提供預見性，讓我們可以看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以及這可能最終會怎麼樣。 我認為這樣做的話，才能讓商業信心得到快速的改善”。
對外資企業的不公正對待
儘管在2021年，中國保持了歐盟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而歐盟則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並且今年8月歐盟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也顯示，2022年上半年度，中國仍是歐盟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然而2022年上半年，歐盟對華商品貿易額為4139億歐元，其中出口1122億歐元，同比下降0.4%；進口3017億歐元，同比增長43.3%。
但歐盟對華投資卻正在下降。主要投資來自少數大型企業，重重市場准入壁壘也讓有意進入中國市場的投資者望而卻步。
法國智庫蒙田研究所亞洲計劃主任杜懋之(Mathieu Duchâtel)在上週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也表示，“歐洲在中國的投資在過去幾年是由巨型的跨國公司的投資推動的。但另一方面，來自歐洲的中小公司不再敢於參與到中國市場。我的意思是，這是中國的政治軌跡和習近平造成的結果，當然也是新冠疫情清零政策的結果。貿易投資關係正在放緩，但它還沒有真正顯示在數字上。”
中國歐盟商會的報告也展示出中國經濟的現有模式對於外資企業存在的不公。“中國經濟中的一些領域繼續保持開放勢頭且監管日益完善，對外資的准入限制也在近年來逐漸鬆弛，但戰略產業仍然只對國有企業全面開放。中國的國有企業在許多商業領域佔有優勢，包括融資渠道、許可證和政府採購等，有能力影響政策的製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競爭保護。這不利於公共部門的發展，尤其是中小型企業”。
中國歐盟商會國家代表彼得-林格納斯(Peter Ling-Vannerus)到了最大的開放。現在我們外國銀行或歐洲銀行能夠提供大量的服務，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從文件上看，資產管理，債券交易，股票交易，託管等領域似乎都可落地，不僅是銀行業，還有保險業。這看起來當然是非常非常好的。但當我們看一下細節，我們就會看到，他們並沒有像他們應該做得那樣迅速。需要年復一年的時間，而且這是一個非常不可預測和不透明的過程”。
林格納斯舉了一家德國銀行申請在中國開設分支機構並開展投資業務的例子。“他們花費了將近三年的時間，在向當局提交申請後一年多，才收到回复，說他們確實收到了申請。這個例子的重點是，當局應該在收到申請後的一定時間範圍內給予答复，但他們卻沒有這樣做。這是一個例子，說明這種開放並不總會導致商業機會的增加，它需要很長的時間來使這些機會得到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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