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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文視界:世間再無胡耀邦


資料照:2005年11月16日香港出版了一套三卷胡耀邦年譜,記錄了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的生平。
資料照:2005年11月16日香港出版了一套三卷胡耀邦年譜,記錄了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的生平。

編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 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 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VOA

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去世35週年紀念日。 在中共百多年的歷史上,尤其在領導幹部中,胡耀邦是少有的清流和異類,經歷過那麼多磨難,在他那個位置上還能保持一種天真、單純、執著的理想追求,罕見 。 胡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 在中共的兩個總書記中,儘管胡因為去世的比較早,他對中共政權和中國革命的反思沒有趙紫陽深,在思想上未能如趙那樣叛黨,但是他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理想 ,讓他過世後至今,得到民間許多人的懷念。

胡耀邦對中國的貢獻

胡耀邦對中國所發揮作用主要在1978到1986不到10年間。 在對思想解放的推動,彌合社會撕裂的努力,打擊腐敗,重視憲法,主張民主法治,推進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建設年輕幹部梯隊等,他都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也最得到 社會讚頌的是解放人和解放思想。 在他的主持下,“兩個凡是”被衝破,300多萬幹部得以從冤假錯案中平反,55萬“右派分子”被正名。 可以說,在毛死後,中國能夠用3年左右時間從文革中走出來,改革開放能夠比較快地推行,沒有胡耀邦作為闖將在一線親自指揮和部署,從思想和組織上準備資源,是很 難想像的。

但我們對胡的評價,需要從他上述貢獻和努力中抽出更深一層的價值,這就是,胡代表了一種更文明的政治,一種以人為本、以民為本、尊重人性,同時不拒絕 人類普世文明和價值的施政的理想主義。 胡對現代中國的意義,就在於此。 其實,這不僅是胡,也是趙以及其他像他兩人一樣的共產黨人的價值。 自古以來,這兩樣東西在中國最稀缺。 胡、趙等一生所做的努力,就是試圖實現這個理想,把中國建成一個富民、公正、民主、自由的社會。

中國人深受成王敗寇庸俗史觀的影響,只問事功,不論手段,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對政治人物個體人格和道德品格嗤之以鼻。 胡耀邦讓人景仰的地方,除了他在歷史轉折關頭所做的選擇及其對中國進步所起的作用,也在於他有一顆崇高的心靈。 而這一點,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下,容易使人忽略和無視。 但任何時候,政治家尤其權力人物的政治品格都十分重要,因為很大程度上它決定一種政治體制的好壞。

胡耀邦的政治品格

我把胡耀邦的政治品格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是他對人民的謙卑和忠誠。 胡的一生,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人民利益大於黨的利益。 在他看來,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是他們活生生的利益,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利益天經地義,把人民的利益同國家利益、黨的利益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是 錯誤的。 他說過很多這方面的話,在此不舉例。 但胡不是說說而已,高唱人民的口號誰都能做到,關鍵要付諸行動,無論是早年投奔革命,還是後來在歷史轉折階段做出的一系列事情和表現,都證明他是一個 始終忠於人民的人,為人民而非黨的利益而奮鬥。

二是他在歷史關鍵時期那種“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敢於擔當和自我犧牲。 胡一生最輝煌的時期,正處中國改革開放早期,中共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最激烈。 他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最忠實的執行者,而要推進改革開放,就離不開對「文革」造成的海量冤假錯案的平反,以及在思想上衝破“兩個凡是”的禁錮。 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是無法體會這兩項工作的艱鉅的。 這方面有很多的回憶文章,在此不重述。

三是他開放開明,不拒絕學習人類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 胡在成為中共主要領導人的幾年間,主持了多份在中國改革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中央文件,如《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關於社會主義 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後者尤其是中共歷史上一份不容忽視的決議,它集中體現了胡對於政治改革、民主法制、意識形態、學術自由的看法,其閃耀的思想在今天也顯得彌足珍貴。

例如,決議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 作了最扼要而深刻的概括:“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 ;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實際推動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指出“要從小學開始…進行民主、法制和紀律的教育。 中堅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識,增強社會主義的公民意識,使人們懂得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四是他對自我的清醒認知,在權力面前不膨脹。 人貴有自知之明,最難的是認識自己。 尤其在掌握一定權力後,如果不能正確認識自己,會為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 所以對領導幹部來說,必須克服權力的自負和自大,做到謙虛謹慎,但真正要實踐很難。 胡對自己的知識結構,能力水準和性格局限,有著清醒認識,並且時時刻刻對權力保持警惕,沒有權力欲。 1980年在被提議擔任中共中央主席時,他曾十幾次拒絕,後來不得已同意擔任,聲明自己的條件:“這個主席,只能當到十二大召開,作為一種過渡。如果要繼續幹下去,要改主席制為總書記制,以確保黨的集體領導和團結統一”。

在1981年6月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後,在同中央委員談話中,他又表態:“我有責任向全會說明,有兩條沒有變: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沒有變;二是我的水平 也沒有改變。 什麼謙虛,確實不夠格”。

胡耀邦當然不是聖人,他有很多缺點,但瑕不掩瑜,掩蓋不了他的偉大。 有人可能會責怪他,既然認識到中共政權的荒謬,為政權所不容,可終究沒有和這個政權決裂。 這確實是他某種歷史的限制。 然而,也要知道,能夠超越同時代和所屬利益集團的政治人物不多,胡不是那種目光遠大、思想深邃的領導人,特定的歷史造就了他,同時也限制了他,對此不應苛求。

資料照: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左)和趙紫陽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 (1982年9月9日)
資料照: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左)和趙紫陽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 (1982年9月9日)

胡趙已成絕響

回到現實,讓我們思考的是,胡趙之後,為什麼中共的領導幹部隊伍裡,在對抗錯誤的思想和路線上,一代不如一代,以致讓胡趙成為絕響? 原因出在共產黨的政治文化和組織體系。 如今的中國雖然器物文明發達,但精神文明還處在前現代,共產黨是個沒有皇帝稱號的“皇帝”,它的政治文化強調黨員幹部對黨的無條件服從,無論你官職多大,在黨面前,都 是那個不明事理的小學生,黨作為一個掌握宇宙真理的組織,永遠不會犯錯,永遠絕對正確,犯錯的從來是不服從黨的教誨的個人,所以,當黨員幹部和黨意見不一,要檢討 的不是黨,而是黨員幹部。

這種組織文化和體系決定了黨員個體不可能對抗黨,除非和它公開決裂。 但要決裂,代價太大,沒有多少人有勇氣去面對和承受。 這就是當今中共幹部隊伍犬儒主義盛行的根源。 然而,這種組織文化和結構體係也給了黨內野心家去攫取權力,以黨的名義發號施令。 今天就是此種狀況。 全黨不得不聽從一個人的號令,此人不但代表黨壟斷真理,也壟斷常識,誰反他就反黨。 所以,中共內部也就變得鴉雀無聲。

當時間的河流蕩滌了多少假面舞會後,歷史就留下了它真實的一面。 當下中國又到了一個歷史轉折點,何去何從需要有對歷史的深刻洞察和對世界大勢的準確掌握。 雖然從未來幾年看,不應再幻想中共能夠再出胡趙這樣的人物,可也不要失望,大變局的時代已經來臨,在不太遠的將來,人們是能夠看到民主自由的中國的 。 要有這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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