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湖北武漢是全球新冠病毒大流疫中最早爆發疫情的城市。它在2000年1月至4月封城一百多天，發生了無數的外界無法想像的悲慘故事。四年過去了，一部詳實記錄封城期間，武漢市民情緒及官方言論審查的公益紀錄片《武漢封城》於12月30日舉行全球首映。主辦方表示，選擇今天首映，是為了紀念已故的武漢醫師李文亮，他就是在4年前的12月30日上網吹哨，他們希望藉此紀錄片警告世人，勿忘李文亮和武漢人民的苦難。
《武漢封城》紀錄片從2019年末，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師李文亮於發出第一條關於華南海鮮市場的疫情信息述說起，隨著新冠疫情在當地肆虐、當局於隔年的1月23日突然決定以全城封控來因應，直到4月8日正式解封，這101天之間上演的悲劇。
武漢封城痛失至親 受難者控訴中共隱匿疫情
其中最令人揪心的是一個個痛失親人的故事。
原籍武漢、現已移居荷蘭的受難者楊敏於紀錄片中控訴中共惡意隱匿疫情，導致武漢市民無辜傷亡。她說，當時她年僅24歲的女兒生病住院，由她照顧，院方除告知她們肺炎只是謠言，也未給予任何防護，直到她自己染疫並康復後，才得知女兒竟因染疫身亡。
楊敏在紀錄片中說:“這期間我的孩子就給我不停的發微信，說(病房)沒人管她，嘴裡還是不停地喊疼，(當我恢復後)，我就打電話問我的孩子怎麼樣了，醫生說沒這個人(已經死亡)。”
另一位武漢受難者張海則回憶，他的父親張立法於2020年1月中旬因腿部骨折住院開刀，當時連醫護人員都不戴口罩，結果父親手術成功，卻因染疫死亡，自此他試圖為父親討回公道，卻五度遭封禁微博賬號，連警察也對他全面監控、騷擾。
根據紀錄片的陳述，不管從受訪者的親身經歷、還是事後的調查數據，都顯示若非中共官方於疫情初期的刻意隱匿與打壓，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疫情管控或有不同的發展。
李文亮“吹哨”遭壓制 王丹:凸顯言論自由價值
該片特別聚焦率先揭露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醫師，他因為看到一份病人的檢測報告顯示出SARS冠狀病毒的特徵，而善意地在微信群中提醒同為臨床醫師的同學注意防範，不料竟遭當地派出所以“在互聯網發佈不實言論”為由提出警示和訓誡，此後李文亮仍在第一線參與抗疫醫療工作，直至隔年2月7日染疫病逝。
位於台北的“對話中國”智庫所長王丹是此紀錄片的策劃人，他在首映會現場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籌拍《武漢封城》紀錄片的初衷是為了留住歷史證據，並還給受難者應有的尊重，因為三年多來，中共當局想盡辦法抹煞武漢封城的歷史記憶，並彰顯言論自由的重要。
王丹說:“如果沒有當初對李文亮這樣言論自由的打壓，可能包括台灣在內，大家都不會受到這麼多、這麼大的(疫情)損失，所以可見言論自由是多麼的重要。”
武漢封城期間 噤聲“文字獄”數百宗
紀錄片也引述X社交平台(原推特)推主“中國文字獄事件盤點”所做的調查顯示，武漢封城期間，光是官方通報或媒體報導、有據可查的“文字獄”案件就多達638起，同時，中國傳媒審查機構至少發佈131項宣傳指令、刪除44篇媒體報導和229篇自媒體文章。
該推主在紀錄片中匿名受訪指出，這些數字代表中國官方被民間快速蔓延的恐懼情緒給嚇到了，所以不計手段要阻止真相揭露，擴大社會恐慌。
中國官方隱匿武漢封城真相的手段，也被用來對付此片製作團隊和受訪者。策劃人王丹指出，拍攝過程中，紀錄片導演雖身在美國、且非常低調，但他在中國境內的家人還是遭到警告，其他拍攝團隊成員幾無一人倖免，也都遭到中國官方的警告或威脅。
對官方這般無情的打壓，痛失愛女的楊敏則說，正是當局嚴密的監視和打擊促使她下定決心，於2023年春天選擇離開中國，輾轉移居荷蘭，她通過事先錄製的視頻表示，流亡海外雖苦，但相比之下，中國境內友人的處境更為艱難。
楊敏說:“他們的護照是屬於長期邊控，是不能出來的，有一次有個朋友去問，(他的)護照什麼時候邊控撤銷，他們(警察)回答，估計是2032年。”
除了台北，《武漢封城》紀錄片於日本東京、美國紐約和洛杉磯、荷蘭海牙、加拿大多倫多及德國等城市同步首映。
曾因“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遭中國監禁五年的台灣非政府組織(NGO)工作者李明哲也出席台北的首映會，他在觀影後表示，本片最具警世之處，在於像中國這樣一黨專政的國家，可以為了執政方便，不惜傷害人民權益。
李明哲告訴美國之音: “它(中國)的法律是執政者可以隨意解釋的，所以，我覺得看《武漢封城》最讓我們知道的是，這樣的國家(中國)跟我們一般的民主社會是完全不同的思維。”
另一位到場觀影的台北市民謝約翰則表示，在四年後重新回憶這段武漢封城的過往，最重大的意義就是勿忘以史為鑒。謝約翰告訴美國之音: “在一個還沒有看到曙光的時代或社會，最重要一點，你唯一個人可以做的就是不要遺忘，記住它，不要麻木。”
台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