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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充足的學校安全計劃,德州槍手還是找到了漏洞


2022年5月26日,孩子在德克薩斯州尤瓦爾迪一處悼念本週小學槍擊案遇難者的紀念地表達敬意。 (美聯社)
2022年5月26日,孩子在德克薩斯州尤瓦爾迪一處悼念本週小學槍擊案遇難者的紀念地表達敬意。 (美聯社)
儘管有充足的學校安全計劃,德州槍手還是找到了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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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布小學制定了防止發生這種暴力事件的措施。校舍四周有圍欄圍起來。教師被命令把教室的門關起來並鎖上。學生進行定期的封鎖和疏散演習。但是,當一名18歲的男子週二(5月24日)來到德克薩斯州尤瓦爾迪市(Uvalde)的這所學校,意圖殺害孩子時,這些東西都沒能阻止他。

有關學校安全的專家表示,安全措施上的失誤導致這名槍手屠殺了19名學生和兩名教師。除了早前的槍擊事件後在設備和其他措施上花費數百萬美元之外,這次槍擊事件已經引發了進一步加固學校的呼聲。但更多的安全也會有弊端,並不能保證結束大規模的暴力事件。在最壞的情況下,就像在尤瓦爾迪一樣,它可能會適得其反。

“你可以盡你所能防止學校發生危機,但我們無法了解所有犯罪分子的想法,”與全國各地的學校合作的非營利組織“全國學校安全中心”的執行主任羅納德·斯蒂芬斯(Ronald Stephens)說。 “我們無法預防所有的犯罪。”

根據一項區安全計劃,尤瓦爾迪的學校採取了廣泛的措施來防止暴力。根據該計劃,該區有四名警察和四名輔助顧問,該計劃看來始於2019-20學年。該區有監測社交媒體威脅的軟件,也有對學校訪客進行審核的軟件。

然而,官員說,當槍手來到這所學校時,他跳過了學校的圍欄,從一個被撐開的後門輕鬆進入了學校。在一間四年級教室鎖著的門後,他開槍打死了孩子和老師。

德克薩斯州公共安全局的局長史蒂文·麥克勞(Steven McCraw)在周五的新聞發布會上說,襲擊發生時,近20名警察站在走廊,因為現場的指揮官認為槍手被障礙物擋在教室裡,孩子沒有危險。他說,“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提供學校安全培訓的學校安全倡導委員會的執行主任柯蒂斯·拉瓦雷洛(Curtis Lavarello)說,這個案例強調,即使是最強有力的安全計劃也可能被一個看似簡單的失誤破壞。他說,德州的這所學校看起來做了很多正確的事情,但一旦槍手能夠暢通無阻地走進學校,進入教室,所有這一起都不重要了。

“所有這些紙面上的東西都毫無意義,如果不付諸實踐的話。這裡似乎存在一些差距,”他說。

槍擊事件發生後,一些共和黨人一直呼籲加大對學校安全的投資,以防止更多的襲擊。一些人推動在學校配備更多武警,安裝金屬探測器,並採取措施,加大進入學校的難度。

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就是提倡加強實物安全措施的人之一。週三在福克斯新聞(Fox News)上露面時,他提到了2013年的一項立法,該立法為幫助學校安裝防彈門和僱傭武裝警察等措施提供撥款。

克魯茲說,如果這些撥款給了羅布小學,“武裝警察本可以將他擊斃,這19個孩子和兩名教師就會還活著。”

安全專家說,尤瓦爾迪的槍擊事件說明加強學校的安全防禦可能會適得其反。在教室的門上上鎖——這是學校最基本、也被廣泛推薦的安全措施之一—讓受害者留在教室裡,而讓警察進不去。

麥克勞在週五的新聞發布會上說,美國邊境巡邏人員最終用一把萬能鑰匙打開了那間鎖著的教室的門,在那裡與槍手進行了對峙並將他擊斃。

一些人認為,對學校安全的投資是以犧牲學生福利為代價的。教育工作者說,封鎖校園演習已經成為一代美國學生的日常活動,給學生造成了創傷,增加了心理健康方面的壓力。

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青少年暴力項目的心理學家和主任杜威·康奈爾(Dewey Cornell)說,學校需要更多的輔導員和心理學家來幫助有問題的學生,而不是更堅固的建築。

他說:“我們有系統地減少了我們的學校的輔助人員的數量,把精力過多地集中在安裝金屬探測器、監控攝像頭和電子門鎖上,這些都是短期的、被動反應的,而且非常昂貴。”

在2012年康涅狄格州紐敦的桑迪胡克小學慘案發生後,全國各地的學校開始在防彈玻璃、金屬探測器和武裝保衛人員上等加強措施上投入巨額資金。

但羅格斯大學(Rutgers)研究校園暴力相關問題的副教授馬修·梅爾(Matthew Mayer)說,這樣的措施會造成一種氛圍,讓學生感到不舒服,信任感降低,而且不一定能防止襲擊。

“你會掉進這種沒止境的兔子洞,不知道有多少安全措施才是夠的。而當有人全副武裝前來時,你是阻止不了他們的,” 梅爾說。 “所以,你需要弄清楚人們首先為什麼會這樣做,並有辦法——多層次的預防體系——來防止它的發生。”

他主張採取多方面的預防措施,包括改善心理健康方面的服務,更有效地評估威脅,建立信任,這樣,如果學生和家庭擔心有人有造成傷害的手段和意圖,他們就不會害怕說出來。

不過,學校能做的也只有這麼多,他說。而且他對公眾對尤瓦爾迪事件的憤怒會導致重大變化並不感到樂觀。

“問題是,很多公眾的反應,你知道,有點像波浪一樣上升,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消退,而政客們已經習慣了等這個風暴過去。你知道,他們會發表演講等等,有時還會任命一個委員會,然後發布報告,”梅爾說。 “但缺乏實質性的改變。”

(本文依據了美聯社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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