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代表黃鈞耀最近在他的辦公室接受美國之音專訪。這個台北在歐洲唯一以“台灣”冠名的代表處的代表在談到立陶宛這樣一個小國為什麼敢於挑戰北京時表示，小國“也可以很有志氣，也可以堅守它自己的原則跟價值”。這位台灣代表就範圍廣泛的問題發表了看法，包括烏克蘭戰爭對台灣的借鑒作用、北京對立陶宛的打壓帶來的影響以及台灣與立陶宛經貿合作的側重點。下面是這次專訪的內容。為簡潔起見，文本略有編輯。
烏克蘭戰爭對台灣的啟示
記者：大家都認為，目前烏克蘭戰爭對台灣是有借鑒意義的。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黃：我們來看看在去年二月爆發烏克蘭戰爭之後，俄羅斯的侵略下，西方所做出的反應，包括美國、歐洲的國家，北約的國家以及印太的國家，包括日本、包括韓國，包括台灣，各國都是齊心協力的站在烏克蘭的這一方。這個經驗告訴我們，當威權主義國家碰觸到自由民主的價值的時候，我們自由民主的國家是會站在一起，共同扞衛這些基本價值的。
所以對於烏克蘭戰爭以及可能對於台灣的意涵，這是我們非常注意的，西方的國家事實上是站在自由以及民主的這一方。那當然，烏克蘭人民非常不幸的遭遇這樣的戰爭的迫害以及這個威脅。台灣，我們也有鑑於這個集權國家（中國）的不可預測性，同時我們也在不斷的積極強化自己的國防力量，所以我想這是烏克蘭戰爭帶給台灣的啟示。
立陶宛為何敢於挑戰北京？
記者：談到立陶宛和台灣的雙邊關係，我們知道，立陶宛是率先退出了中國主導的與中東歐合作的17+1機制；在2021年又允許台北以台灣的名義設立這個代表處。在您看來，立陶宛為什麼這樣的一個小國，可以在這個問題上敢於挑戰北京的所謂“一個中國”的政策？為什麼立陶宛成為台灣突破北京外交封鎖的一個入口呢？
黃：拜登總統特別在他的演講當中提到立陶宛的電視塔。這一個所反映出來的其實是小國，它可以很有志氣，那小國也可以堅守它自己的原則跟價值。那我想，也因為這樣子，就是台灣跟立陶宛的關係，可以越來越緊密，那這是基於共同的理念，並不是我們平常所看到的短期的經濟利益。因為一個國家的生存，它的長期的價值、理念，我想比短期的經濟利益來得更重要。這是一個讓台立關係能夠發展的基礎。
立陶宛為什麼要率先退出17+1？首先，17+1，它並沒有包括所有的歐盟的27個國家。那立陶宛它最重要的憂慮是認為說，17+1事實上可能是對於歐盟的一個分裂的這個方式。因此我想，立陶宛基於它作為歐盟成員以及它看到歐洲應該團結一致，尤其是目前對於全世界地緣政治所造成越來越大影響的中國，我想它有這樣的遠見。它這個國家雖然小，但是它有這樣的遠見。不過我還是要特別提醒，其實立陶宛並不是一個小國。它的國土面積其實比台灣大很多，那只是它的人口比較少一點。
記者：由於立陶宛允許台北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北京方面採取了很多的報復性措施，包括對它進行經濟打壓。您對此有何看法？您在立陶宛這邊聽到的反應是什麼？當地立陶宛人怎麼看待北京這樣的一個動作呢？
黃：中國的打壓，一開始確實對立陶宛的社會造成頗大的衝擊。原因是這是違法的，這是史無前例。中國對立陶宛的打壓，比如說它一開始對於立陶宛的貨品全面地禁止進口，甚至在中國海關的系統裡面把立陶宛這個國家除名。這一個做法其實是公然的違反中國作為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員的義務。那依據世界貿易組織相關的規則，成員國最重要的義務之一就是必須要遵守不歧視原則。可是這樣的一個做法事實上是公然的歧視了立陶宛的產品。
再者，中國它接下來對於所有包含立陶宛產品的這個歐盟的其他產品也給予打壓。那這樣的做法事實上是違反了歐盟它作為一個共同市場。歐盟任何一個國家的廠商，它都可以決定自己的供應鏈要如何的組合。所以中國對於立陶宛的二度打壓事實上是違反了歐盟它最基本的共同市場的原則。而這樣的違反，事實上某種程度而言是一種經濟的長臂管轄。所以我想，對於這種違反國際義務、違反國際法的脅迫性的作為，日後也產生了非常多的影響。
比如說，歐盟在今年六月左右，完成了最後一個階段訂立反脅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我們也越來越常看到，比如G7廣島峰會的宣言也特別的提到，其他的國家要加強對於經濟脅迫的協調。同時，即使是不是經濟領域的北約，它也特別提到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所以中國公然的違法行為，對立陶宛的打壓，事實上也啟發了全世界對於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對它的捍衛、對它的保護的各種新的思維跟做法。
台立經貿發展著眼於長期的經貿合作與策略性的高附加值產業
記者：目前台灣跟立陶宛這個經貿的合作還有整體的這個關係的發展情況怎麼樣？
黃：台灣跟立陶宛現在經貿跟文化的交流以及科技的交流上，是不斷的提升跟深化。比如說，雙邊的貿易事實上成長，以去年為例，增長超過30%以上。那我們也不斷的在做（垂）直的供應鏈方面的整合，比如說，台灣也成立了規模達到十億美元的融資基金；那我們也成立了規模達到兩億美元的投資基金。當然這樣的投資基金，它的主要標的是包含整個中東歐，但是我們也都很清楚，我們當初在成立的時候是因為有鑑於台灣跟立陶宛加強經貿以及科技合作的需要。
因此，現在台灣跟立陶宛的關係事實上是，我們在尋求高附加價值，彼此能夠提升自己的經濟的合作方式。這一個合作，會有別於過去。各國在貿易的衡量上一直非常注重量的這個擴大，那我們跟立陶宛的合作是著眼在於更長期的經貿合作，也因此我們希望能夠尋找策略性的高附加價值，對彼此未來都可以相互增進的產業的合作。
台灣跟立陶宛合作遇到的挑戰——中國從一開始就不斷的打壓
記者：您剛才提到了代表處希望推動這些經貿合作，這個是您這個代表處工作的一個重點嗎？您在這個開展工作的過程之中有沒有遇到一些什麼挑戰呢？
黃：我想，最大的挑戰當然都是來自於中國。在我們設處的一開始，中國就不斷的透過各種方式來打壓。但我們也積極尋求我們可以提供的協助，比如說剛剛經貿跟科技的合作。另外，我們這是一個新設的館，所以我們也必須不斷的去跟立陶宛方以及跟各個國家派駐在這邊的大使館，我們要不斷地建立聯繫。
不過這些都是比較容易克服的。最重要的，最具有挑戰性的，坦白而言，過去我們跟立陶宛沒有太多的工業跟產業上的合作。這一個互惠互利其實是民主國家互相幫忙、互相協助，我們非常重視的點，尤其彼此又有這麼高的信任。比如說，在台灣跟立陶宛推動半導體的合作上，我們知道半導體，當今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科技，它也反映在美國跟中國目前的競爭，不管是經濟還是科技上的競爭。
因此，台灣之所以願意決定跟立陶宛在半導體上有所合作，也是因為基於共同的價值理念。如果今天向台灣提出半導體合作要求的國家是一個集權的國家，我想大家都可以非常明確地知道，台灣是不會提供協助，即使台灣願意提供協助，我想國際社會也會有所疑慮。因此對於這些科技跟經濟上面的合作，因為過去沒有太多的基礎，確實成為雙方在推動合作上面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面向。
記者：您剛才談到，在開館的過程中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就是中國方面的打壓。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例子？
黃：我想中國的打壓就是，比如說剛剛所提到的這些貿易上面的這個打壓。那另外當然，中國也對立陶宛施壓。比如說，它自己把中國的大使館降級為代辦處。那立陶宛方，他們在中國的外交官也感受到壓力，因此他們全部的撤出了中國。所以我想這樣的施壓不僅是經濟的它還包括外交跟政治的。在我們開館過程當中，它當然不斷的---它對於各個民族國家的社會也都在進行資訊戰，所以它這樣的施壓，包括經貿各方面的，同時也會對於立陶宛的政界、對立陶宛的輿論同時造成了各種壓力。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開館過程中我們必須不斷地跟立陶宛及跟國際社會溝通。也因此，比如說在去年有超過三十家的國際媒體，特別到我們辦公室來了解、親身來了解，我們在立陶宛設處的過程當中的發展，以及所遭遇的挑戰，以及我們如何去面對它。這一個設處的過程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它不只是我們跟立陶宛的雙邊的關係，同時中國的施壓也造成了若干的壓力。
記者：您作為台灣的代表，在立陶宛參加這些外交活動的時候，有受到什麼方面的限制嗎？
黃：我想我們是不斷的積極的接觸了。當然，中國的各種可能的打壓都存在，全世界各地皆然。不過我想，我們在這邊跟各個國家的溝通以及跟立陶宛政府的溝通，目前為止，我想非常的暢通。
立陶宛會否與台灣建交？如何看待國際社會最新一波的挺台浪潮？
記者：您覺得，立陶宛最終會說，從外交上只承認台灣，跟中國斷交。會走到這一步嗎？
黃：我想立陶宛是歐盟的一部分，一個成員國。歐盟有它共同的外交政策。所以，當然，我們遵從各個國家的主權決定。
記者：最近一兩年，我們看到有大量的外國、尤其是議員代表團，相繼訪問台灣。美國議長佩洛西訪台，然後其他歐洲國家也有很多。您怎麼看待國際社會這樣的一個現象呢？
黃：國際跟台灣越來有越深、越來越廣的交往，它所代表的是國際社會對台灣展現的支持。這樣的支持，對於維繫印太的穩定非常的重要。所以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在實質的交流上，確實，台灣非常的重視歐洲。我們也不斷的跟歐洲各國，希望能夠深化各方面的交往，而實質關係也不斷的在提升。
另外一方面，也反映的是國際社會所對台灣所表達的支持，以及對印太和平穩定所表達的支持。因此中國當然會抗議，它當然會有所反應。不過我也要特別說明，國際社會大部分民主國家所持的所謂的“一個中國”政策，事實上跟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是不同的。因此各國並沒有當然的接受中國所主張的這個一中原則，那我想這對於各國跟台灣的交往上，當然會有很大的彈性以及對台灣展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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