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0個國際人權組織將2022北京冬季奧運(冬奧)定調為“種族滅絕奧運(Genocide Olympics)”並公開呼籲抵制後，未來一年對中國這個人權紀錄不佳的奧運東道主來說，很可能是充滿爭議和難堪的一年。
針對抵制呼聲，目前國際奧委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的全球贊助商(The Olympic Partners, TOP)大多噤聲不表態，但部分觀察人士認為，這是因為贊助商還未感受到政治壓力。他們說，明年2月賽事登場前，全球譴責北京在新疆設立集中營、監禁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或打壓香港人權和民主等之聲浪將與日俱增，也應該會有不少運動員勇於挺身表態，屆時，中共將面臨許多難堪的場面，而贊助商也會感受到抵制聲浪對其公司聲譽的影響。
不過，也有分析人士反對將奧運賽事與政治掛鉤，並指出這樣的抵制雖有損中國形象、但最終受害最深的恐是運動員的參賽權益，且很可能無助於改善新疆現況。
難堪的負面宣傳？
美國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是奧運經濟學專家的安德魯.辛巴里斯(Andrew Zimbalist)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目前的局勢非常詭譎，已有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政治人物以中國的人權紀錄違反奧運憲章為由，支持取消北京的主辦權或抵制2022北京冬奧。他說，若此一對新疆、香港、西藏等議題的抗議聲浪持續不斷，這對中國將是非常“難堪”的“負面宣傳”，也會連累到TOP奧運全球夥伴贊助商的聲譽，雖然目前大多數的讚助商都不願表態。
他說:“每一家贊助商將會評估政治抗議的態勢和抵制的嚴重程度。目前，國際上對中國(主辦爭議和)人權議題的抨擊才剛開始......(冬奧)賽事12個月後才會開幕，因此，有些公司尚未感受到政治壓力或抵制呼聲對其產品的可能衝擊。但會的，他們會感受到與日具增的政治壓力。”
辛巴里斯教授認為，各界目前仍還忙著防疫、也較關注7月即將登場的東京夏季奧運，因此，尚未將注意力轉至北京冬奧。
但他認為，只要抗議中國人權紀錄的聲浪持續、並引發負面的宣傳效果，例如美國可口可樂(Coca cola)這種大型贊助商未來就可能會向國際奧委會私下施壓。不過，即便可口可樂真的以北京違反奧運憲章為由來和IOC談判贊助問題，但他說，最後可能演變成對各方形像都不佳的法律戰，因此，這類斡旋只會在檯面下進行，不會公開化，最後也很可能僅會以少付點贊助費來收場。
贊助商的影響力
辛巴里斯教授說，奧運其實是賠錢貨，得靠贊助商的財力來支撐，因此，企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不可小覷。
以今年的東京夏奧為例，他說，TOP計劃已經為IOC貢獻了近20億美元的進帳。另外，東京夏奧的營收約在50億美元，其中33億美元的進帳來自日本國內的讚助商，佔了最大宗，其次是來自IOC的TOP不到10億美元的挹注，因為票務和紀念品等其他收入只有近8億美元。
因此，他說，贊助商是包括2022北京冬奧在內的所有奧運賽事背後最大的金主，其對主辦單位有一定的影響力。
北京已主辦過2008年的夏季奧運會，應該很清楚，辦奧運勞民傷財，也無法刺激經濟或旅遊業。辛巴里斯教授說，據算法不一的估計，2008年夏天，北京的旅遊業營收其實下跌了8%-20%，因為一般觀光客，除非是奧運迷，否則都會選擇避開此一擁擠又昂貴的旅遊時段和地區。
辛巴里斯認為，中國現在仍積極主辦奧運，其實著眼的不是盈虧、而是國力的展現。
他說:“對習近平或中國來說，主辦奧運將提升他們在國際舞台的地位。奧運為他們帶來曝光度，也讓他們取得正當性，與國際奧委會所宣稱之對人權、世界和平的推崇、以及對體育發展之推廣等面向、乃至賽事有所連結。”
運動員幫中共宣傳？
這也是部分國家抵制2022北京冬奧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擔心各國運動員會成為中共宣傳的工具，而建議取消北京的主辦權，或者以不派運動員參賽或不派外交使節或人員出席的方式，來抵制2022北京冬奧。
在運動員方面，辛巴里斯教授說，至少在美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運動員願意透過社交媒體來做政治表態，特別是針對種族歧視的相關發言，這其實可以爭取到很多追隨的支持者。
他說，運動員光是在社交平台的政治表態預估就可以創造高達12億美元的營收，因此，政治意識較強的運動員越來越敢於發聲。
辛巴里斯教授認為，未來針對北京的人權問題，可能也有運動員會發出正義之聲，雖然很多公司會很敏感，但如果他們選對邊，選擇和發出正義的運動員或消費者站在一起，也可能反而會刺激銷售量或提高客戶對產品的忠誠度。
大多數贊助商拒表態
美國之音以電子郵件致函可口可樂、愛彼迎(Airbnb)、三星(Samsung)、英特爾(Intel)、源訓(Atos)、安聯人壽(Allianz)、歐米茄(Omega)等數家大型贊助商，希望取得他們對抵制呼聲的回應。但其中，只有歐米茄和安聯人壽透過電子郵件回覆，多數皆未回應。
“歐米茄”向美國之音表示，它是奧運指定的計時單位，因此，不會針對其角色以外的議題發表意見。“我們謹守對運動員的承諾，會忠實準確地為每一場賽事計時。”
“安聯人壽”也向美國之音表示，其贊助年限為2021-2028年，不打算違背此一協議，因為“安聯人壽認同奧運所推崇的卓越、友誼、尊重及和平的價值。”不過，安聯人壽也說，該公司對各類歧視抱持零容忍的高標準、也視為公司的行為準則。另外，安聯人壽版圖擴及全球70國家，雖然各國的人權觀各異，但該公司相信其能對其他國家人民的繁榮和安全有所貢獻。因此，“我們不想要退出，我們想要爭取能見度。”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ighur Congress)發言人迪里夏提·熱西提(Dilxat Raxit)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大型奧運贊助商都已收到人權團體所聯名發出的公開信函，呼籲他們抵制2022北京冬奧，或透過他們的平台來教育大眾有關新疆集中營的議題。但他說，多日來，沒有一家企業正式回應，即便是號稱支持人權的“愛彼迎”，恐也因為怕損及其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因此，截至目前仍選擇噤聲。
發言人迪里夏提·熱西提表示，人權團體主張，犯下“種族滅絕罪”的中國已經違反奧運憲章和精神，因此，國際奧委會應主動糾正其錯誤，取消北京的主辦權，並將2022冬奧移至其他城市進行。如果國際奧委會堅持促成北京的“種族滅絕奧運”。他說，人權團體將持續呼籲各國政府、運動員、贊助商和消費者發出正義之聲，全力抵制2022北京冬奧、和中共此一嚴重踐踏人權的政治體制。
抵制奧運效果不彰？
不過，美國約翰霍普斯金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所名譽所長蘭普頓(David M. Lampton)週二(2月16日)在新聞周刊(Newsweek)撰文反對抵制。他認為，抵制效果不彰。歐美60多國於1980年集體抵制當年的莫斯科奧運，是奧運史上最大一次的抵制，但根本無法迫使當時的蘇聯撤離阿富汗或停止此一入侵行徑。
蘭普頓認為，相較於缺席奧運，積極留在2022北京冬奧的場上，反而讓民間或人權團體可以找到機會發聲或抗議，這反而是比較積極的作法。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熱西提說，他認同反對抵制者的部分觀點，但他認為，類似的策略也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採取過，當年各國和北京所協商爭取到的開放和傳媒的自由採訪權，其實非常有限。
他說，自2008年北京奧運以來，中共反而變本加厲，對各種族進行有系統的迫害，證明它根本不願兌現其所承諾的奧運精神或改善人權紀錄，因此，各界不應再對中國存有幻想。
迪里夏提·熱西提說：“只有抵制才能向中國發出明確的訊號。如果妥協，那麼北京會利用各種方式，來達到自身所需求的政治目的。所以說，在冬奧問題上，我們呼籲應當採取更加強硬、明確的立場。任何的妥協或任何的對於中國報予希望，都是變相地對於專制的國家的一種支持。”
運動員損失最大
台灣清華大學客座教授、同時也是中亞學會秘書長的侍建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雖然認同透過抵制來施壓中國，但是否要走到抵制的最後一步，未來一年還有變數。他認為，最大的顧忌是，一旦採取抵制，不僅效果有限，而且損失最大的其實不是中國或其國家形象，而是缺席賽事的運動員。
他說：“現在用杯葛奧林匹克運動會這種strategy（策略），來給中國施壓，我覺得這個是應該的。可是，真正是不是要杯葛，要看之後的發展。當然，我也贊成後面一種講法，就是，這並不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只是讓中國形象受損，可是，中國形象本來就已經不是正面的，它也不在乎多一點損害。”
侍建宇指出，中共對新疆集中營的處置近期似乎有所放軟，因為部分曾遭監禁數月至數年的維吾爾族人稱，他們有收到薪酬。雖然無法證明此說法是否為中國大外宣的一環，但如果中共的態度確實有所轉圜，西方國家看到這些改變，再加上，中共在未來的雙邊貿易談判上如果也願意有所妥協的話，很可能各國接下來就沒有必要去抵制2022北京冬奧。
雖然美國已將新疆集中營定調為“種族滅絕”行為，但侍建宇說，美國的指控若未升級至實質的製裁、向法院起訴的法律行動或出台新的對華政策，就只會淪為口水戰，中國恐不會理會，也不在乎。
侍建宇說，中共到底在新疆設立集中營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外界至今都還看不清楚，這是最令人擔憂之處。他認為，不管是反恐、去伊斯蘭極端化、還是同化，他認為，都不是中共設立新疆集中營的最終目的。
他還說，近期興起的抵制聲浪對奧運贊助商來說，其實並不是最大的困擾。他認為，贊助商大概不會輕易放棄奧運贊助的機會，但如果要用贊助權來換取美國放棄對他們在中國製產品的製裁，那麼，企業應該會配合的，企業也會積極遊說政府不要把人權和貿易談判掛鉤在一起。
零星抗議無損冬奧盛會
位於北京的“致遠國際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欣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全球經濟受到新冠疫情的衝擊很大，現在只有中國的經濟表現相對較佳，因此，很多企業在未來兩年的前景都放眼在中國市場。
因此，他說，在人權和經濟利益的取捨上，奧運贊助商一定是選擇經濟利益。
他說：“從贊助商角度來講，他們想得到最大的利益是他們的經濟利益。所以，對於企業來說的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嘴上或是口頭上、或是一定程度上，他們會談到所謂的人權問題呀！政治問題呀！其他的問題呀！但決定他們去不去做這件事情的一個根本原因（抵制與否）還是他們的經濟利益。”
王欣說，新冠疫情控制後，若能好好辦場奧運，不僅符合全球人民的期待，也是一樁令人精神振奮的好事。因此，他認為，或許明年北京冬奧的場邊免不了會有零星的抗議場面，但中國對抗議事件和新疆議題的應對已經有經驗了，應該不會讓這樣的零星事件影響到冬奧籌辦的成效和正面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