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 —
位於西伯利亞的俄羅斯城市托木斯克冬季相當寒冷，而夏季則非常短暫。這個城市極其所在州在十月革命後接待了大量來自全國各地，遭到共產黨政權流放的人士。托木斯克市有一個由過去的牢房改建而成的前蘇共秘密警察監獄博物館，從一個獨特角度揭露了紅色恐怖的血腥，執政者的殘暴，更反映了政治迫害的規模之大。
牢房 (美國之音白樺拍攝)
在俄羅斯西伯利亞城市托木斯克市中心的列寧大街44號，有一棟兩層高的紅色磚房。前蘇共秘密警察監獄博物館，或是正式稱為內務人民委員會監獄博物館就位於這棟建築的地下室裡。內務人民委員會是克格勃的前身，也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蘇共秘密警察的正式稱呼。
這棟曾是東正教會學校的建築在十月革命後被當作秘密警察辦案人員的辦公室，地下室則被分割成一個個牢房囚室，總共達20個。被捕人士被臨時關押在這裡等待提
審，他們的命運僅有兩種，或是被處決，或是被送到古拉格集中營。
離這棟建築幾百米遠的一棟三層樓房十月革命前被當地富商擁有，後來成為托木斯克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辦公大樓。這兩棟樓和中間的院落在1923年到1944年期間是托木斯克秘密警察的總部所在地。在斯大林大清洗時，院落被當作刑場，許多人被處決後就地掩埋。
秘密警察搬走後，院落被改建成為街心花園。1989年，街心花園被命名為紀念公園。蘇共垮台後在花園中豎立起了紀念政治迫害受難者的紀念碑。最近20年來，花園中又連續豎立了紀念當年受害的卡爾梅克人,拉脫維亞人,波蘭人,愛沙尼亞人等民族的紀念碑。
博物館領導人哈涅維奇 (美國之音白樺拍攝)
托木斯克當地居民說，十月革命之後，大批遭受新政權迫害的人士被驅逐流放到氣候條件惡劣的托木斯克。這些人來自各個民族。托木斯克現在的一些居民就是這些被流放者的後代。幾十年的通婚融合，也使托木斯克成為一個民族熔爐。
托木斯克紀念碑組織領導人，同時是秘密警察監獄博物館負責人的哈涅維奇說，斯大林時代，有50萬人被驅逐到托木斯克，其中一半的人因為疾病,嚴寒,和饑餓而死去。莫斯科中央還想把更多的人流放到這裡，但當地政府已無力接收，因此只好作罷。
哈涅維奇也是博物館的創建人之一。他說，博物館1993年籌建，1996年開始接待訪客。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早在1994年就曾到博物館參觀。哈涅維奇說，共產黨從執政的第一天起就開始政治迫害。俄羅斯有古拉格博物館，也有講政治迫害的博物館，但從這樣一個獨特的角度揭露紅色恐怖，類似的博物館僅有他們這一家。
身穿當年秘密警察制服的哈涅維奇在記者訪問的那天晚上正主辦一個茶會，他說，博物館目前僅佔用過去牢房的三分之一，他們希望能說服當地政府擴充博物館的面積。
哈涅維奇：“我們舉辦今天的活動就是想吸引更多的人參觀博物館。歷史學家們在活動上會介紹當年的一些歷史。所以你看我穿著這身制服，就是為了盡可能營造當時的氣氛。”
哈涅維奇是波蘭人後裔。1938年2月的一天，蘇聯內務部隊突然包圍了托木斯克郊外哈涅維奇祖父定居的一個波蘭人集中的村庄。包括他祖父在內的村裡近一百名男子被集體逮捕然後處決。哈涅維奇的父親後來被投入古拉格集中營，赫魯曉夫執政後被釋放。
博物館工作人員瑪麗娜。牆上的是受害者的照片。(美國之音白樺拍攝)
博物館的展品中有秘密警察使用過的腳鐐和手銬，還有籌備博物館過程中發現的手槍子彈和蛋殼等。博物館分成好幾個展廳。一個展廳專門介紹了當年的牢房。根據倖存者的回憶，狹窄沒有通風的牢房在政治迫害最高潮時曾一度關押過20人到40人，人們幾乎沒有坐的地方。
還有一個展廳展示了當年的審訊室。審訊一般在夜間進行。審訊室的桌子上放著俄國著名詩人克柳耶夫案件卷宗的複印件。布爾什維克當年指控克柳耶夫是富農的教父。他多次被捕。被流放到托木斯克後靠乞討為生。但即使如此，秘密警察也沒有放過他，他在1937年被處決。
另一個展廳分成三面展牆。一面牆介紹了當年被處決人士的簡歷，照片。這些人中有紅軍將領，也有來自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學者,教授，同時也有沙皇時代的貴族。通常是丈夫被處決，妻子和小孩隨後變成人民的敵人被關入集中營。
另一面牆講的是在政治迫害的同時，官方如何宣傳社會進步和工業化成就。而第三面牆則展示了當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博物館入口處的牌匾。上面寫著：永恒紀念1917年之後在托木斯克土地上幾十年反人 民恐怖中的受害者。(美國之音白樺拍攝)
博物館工作人員瑪麗娜說，在那個年代，黨為你選擇你要讀的書，黨為你指定你想唱的歌，黨甚至為你尋找配偶，所以普通人其實沒有任何私生活可言。
瑪麗娜說，展品中還有一批30年代的秘密警察文件的複印件。其中有莫斯科總部下達的在蘇聯每個地區應處決和投入勞改營的人數。各地秘密警察必須完成指標，否則會被處罰。各地區為了超額完成任務指標，甚至展開了殺人競賽。托木斯克的秘密警察請示莫斯科中央要求提高處決人數的門檻。斯大林簽字的一份命令複印件顯示，把處決人數提高到6千6百人。
瑪麗娜說，蘇共政權當年還專門組織了消滅富農的運動。
瑪麗娜說：“在30年代，當局把富農當作一個階級從整體上消滅掉。因此把富農分成了三個等級。第一個等級的人被處決，把他們稱作是反革命。第二個等級的人把他們流放到遠離家鄉的古拉格集中營。第三個等級的人是把他們發配到所在地區的其他城市或是農村。”
瑪麗娜說，當年頒佈的一些命令更要求人們之間彼此告密。比如夫妻之間必須相互監視，並報告對方的反革命行為，否則將面臨5到10年的集中營生活。
托木斯克秘密警察監獄博物館也吸引了一些外國媒體的關注。波蘭,羅馬尼亞等國電視台都曾專門到博物館採訪並制作了有關的紀錄片和報道。
位於西伯利亞的俄羅斯城市托木斯克冬季相當寒冷，而夏季則非常短暫。這個城市極其所在州在十月革命後接待了大量來自全國各地，遭到共產黨政權流放的人士。托木斯克市有一個由過去的牢房改建而成的前蘇共秘密警察監獄博物館，從一個獨特角度揭露了紅色恐怖的血腥，執政者的殘暴，更反映了政治迫害的規模之大。
在俄羅斯西伯利亞城市托木斯克市中心的列寧大街44號，有一棟兩層高的紅色磚房。前蘇共秘密警察監獄博物館，或是正式稱為內務人民委員會監獄博物館就位於這棟建築的地下室裡。內務人民委員會是克格勃的前身，也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蘇共秘密警察的正式稱呼。
這棟曾是東正教會學校的建築在十月革命後被當作秘密警察辦案人員的辦公室，地下室則被分割成一個個牢房囚室，總共達20個。被捕人士被臨時關押在這裡等待提
審，他們的命運僅有兩種，或是被處決，或是被送到古拉格集中營。
離這棟建築幾百米遠的一棟三層樓房十月革命前被當地富商擁有，後來成為托木斯克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辦公大樓。這兩棟樓和中間的院落在1923年到1944年期間是托木斯克秘密警察的總部所在地。在斯大林大清洗時，院落被當作刑場，許多人被處決後就地掩埋。
秘密警察搬走後，院落被改建成為街心花園。1989年，街心花園被命名為紀念公園。蘇共垮台後在花園中豎立起了紀念政治迫害受難者的紀念碑。最近20年來，花園中又連續豎立了紀念當年受害的卡爾梅克人,拉脫維亞人,波蘭人,愛沙尼亞人等民族的紀念碑。
托木斯克當地居民說，十月革命之後，大批遭受新政權迫害的人士被驅逐流放到氣候條件惡劣的托木斯克。這些人來自各個民族。托木斯克現在的一些居民就是這些被流放者的後代。幾十年的通婚融合，也使托木斯克成為一個民族熔爐。
托木斯克紀念碑組織領導人，同時是秘密警察監獄博物館負責人的哈涅維奇說，斯大林時代，有50萬人被驅逐到托木斯克，其中一半的人因為疾病,嚴寒,和饑餓而死去。莫斯科中央還想把更多的人流放到這裡，但當地政府已無力接收，因此只好作罷。
哈涅維奇也是博物館的創建人之一。他說，博物館1993年籌建，1996年開始接待訪客。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早在1994年就曾到博物館參觀。哈涅維奇說，共產黨從執政的第一天起就開始政治迫害。俄羅斯有古拉格博物館，也有講政治迫害的博物館，但從這樣一個獨特的角度揭露紅色恐怖，類似的博物館僅有他們這一家。
身穿當年秘密警察制服的哈涅維奇在記者訪問的那天晚上正主辦一個茶會，他說，博物館目前僅佔用過去牢房的三分之一，他們希望能說服當地政府擴充博物館的面積。
哈涅維奇：“我們舉辦今天的活動就是想吸引更多的人參觀博物館。歷史學家們在活動上會介紹當年的一些歷史。所以你看我穿著這身制服，就是為了盡可能營造當時的氣氛。”
哈涅維奇是波蘭人後裔。1938年2月的一天，蘇聯內務部隊突然包圍了托木斯克郊外哈涅維奇祖父定居的一個波蘭人集中的村庄。包括他祖父在內的村裡近一百名男子被集體逮捕然後處決。哈涅維奇的父親後來被投入古拉格集中營，赫魯曉夫執政後被釋放。
博物館的展品中有秘密警察使用過的腳鐐和手銬，還有籌備博物館過程中發現的手槍子彈和蛋殼等。博物館分成好幾個展廳。一個展廳專門介紹了當年的牢房。根據倖存者的回憶，狹窄沒有通風的牢房在政治迫害最高潮時曾一度關押過20人到40人，人們幾乎沒有坐的地方。
還有一個展廳展示了當年的審訊室。審訊一般在夜間進行。審訊室的桌子上放著俄國著名詩人克柳耶夫案件卷宗的複印件。布爾什維克當年指控克柳耶夫是富農的教父。他多次被捕。被流放到托木斯克後靠乞討為生。但即使如此，秘密警察也沒有放過他，他在1937年被處決。
另一個展廳分成三面展牆。一面牆介紹了當年被處決人士的簡歷，照片。這些人中有紅軍將領，也有來自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學者,教授，同時也有沙皇時代的貴族。通常是丈夫被處決，妻子和小孩隨後變成人民的敵人被關入集中營。
另一面牆講的是在政治迫害的同時，官方如何宣傳社會進步和工業化成就。而第三面牆則展示了當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博物館工作人員瑪麗娜說，在那個年代，黨為你選擇你要讀的書，黨為你指定你想唱的歌，黨甚至為你尋找配偶，所以普通人其實沒有任何私生活可言。
瑪麗娜說，展品中還有一批30年代的秘密警察文件的複印件。其中有莫斯科總部下達的在蘇聯每個地區應處決和投入勞改營的人數。各地秘密警察必須完成指標，否則會被處罰。各地區為了超額完成任務指標，甚至展開了殺人競賽。托木斯克的秘密警察請示莫斯科中央要求提高處決人數的門檻。斯大林簽字的一份命令複印件顯示，把處決人數提高到6千6百人。
瑪麗娜說，蘇共政權當年還專門組織了消滅富農的運動。
瑪麗娜說：“在30年代，當局把富農當作一個階級從整體上消滅掉。因此把富農分成了三個等級。第一個等級的人被處決，把他們稱作是反革命。第二個等級的人把他們流放到遠離家鄉的古拉格集中營。第三個等級的人是把他們發配到所在地區的其他城市或是農村。”
瑪麗娜說，當年頒佈的一些命令更要求人們之間彼此告密。比如夫妻之間必須相互監視，並報告對方的反革命行為，否則將面臨5到10年的集中營生活。
托木斯克秘密警察監獄博物館也吸引了一些外國媒體的關注。波蘭,羅馬尼亞等國電視台都曾專門到博物館採訪並制作了有關的紀錄片和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