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五去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魯思·拜德·金斯伯格的靈柩正擺放於最高法院的前階之上，前來瞻仰的人群絡繹不絕。本週五，這位傳奇大法官的靈柩將被轉移至美國國會大廈的國家雕像廳接受公眾弔唁。她也是美國歷史上首位享此哀榮的女性。而在哀慟肅穆的告別氣氛背後，一場有關其繼任者的“爭奪戰”正擂鼓切切。金斯伯格身後留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空席不僅為臨近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增添了變數，更深刻影響著美國長遠的未來。
特朗普週六宣布提名人選 參議院將展開確認
特朗普總統將於本週六宣布提名誰來填補這個席位。儘管一些幕僚建議他更早這麼做，以便給參議院留出足夠多的時間來確認他的提名，但特朗普選擇等到金斯伯格的追思儀式結束後再做出宣布，“以示尊重” 。目前具體人選尚不確定，但可以肯定會是一位保守派女性大法官。
接下來的工作便是參議院的了。只要參議院能在明年1月20日新一屆國會上台之前完成對特朗普所提名的大法官的確認，那麼不管今年11月的大選結果如何，由九人組成的最高法院都將呈現出6位保守派大法官對3位自由派大法官的局面。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已經承諾，將在今年內對特朗普總統的提名人進行確認投票。儘管目前已有兩位共和黨參議員表示不會投贊成票，但鑑於參議院共和黨對民主黨的席位優勢是53對47，即便有兩位共和黨人跑票也對大局無礙。據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格雷厄姆週一晚間在福克斯新聞節目上透露，共和黨已經有了足夠的票數來通過特朗普總統的大法官提名。
民主黨強烈不滿 要求選後再由新總統提名
這樣的局面引發民主黨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現在距離11月3日的總統大選已如此之近，甚至很多選民已經提早投票，也就是說“選舉已經開始了”，那麼提名大法官這樣影響深遠的權利就不應交由現任總統，而是應該等到大選之後，由新總統接手，這是對選民意願的尊重。
更令民主黨人氣憤的是，參議院的共和黨人曾以同樣的理由拒絕在奧巴馬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為奧巴馬提名的大法官舉行確認聽證會，使得一個原本會由自由派大法官填補的席位落入了保守派大法官之手。他們指責共和黨的做法是“雙重標準”，但又很難在程序上找到阻止的辦法。
大法官補位戰 可能激發兩黨選民投票熱情
艾克隆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科恩（David Cohen）認為，這種憤怒會提振民主黨選民的投票熱情。
“選民會覺得非常氣憤，覺得共和黨偷走了不僅一個大法官席位，而是偷走了兩個。”科恩教授對美國之音說，“會有很多民主黨人對共和黨的這種虛偽感到憤怒，這將激勵他們給拜登投票。”
科恩教授還認為，最高法院的勢力進一步向保守派傾斜首先威脅到的就是“奧巴馬醫保”的存留，而這個議題是民主黨左翼進步派最為關心的議題，所以左翼進步派會更為憤怒，這使得一些原本支持桑德斯而對拜登興趣缺缺的進步派選民有了投票給拜登的熱情。
科恩教授同時指出，如果共和黨在總統大選前強行讓大法官一事塵埃落定，民主黨選民會更有動力在大選中奪回白宮和參議院，因為他們想以此來平衡最高法院的影響力。
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共和黨這麼做，民主黨贏得了白宮和參議院，他們將擴大最高法院，增加至少兩個席位，或者是四個席位。他們還會廢除國會裡面用冗長演講來阻止議事的做法，從而使民主黨的議程能在國會推動。”
不過，這場大法官補位之爭調動起的顯然不僅僅是民主黨一方的投票熱情，共和黨選民的熱情也被點燃。
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後，在特朗普總統的競選集會上立刻就有支持者打出“補上這個席位”的標語。特朗普總統快速提名保守派大法官，並獲得參議院的通力配合，這大大增加了保守派選民對他的忠誠度。
有分析認為，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許多原本對特朗普的言行並不滿意的保守派選民，就因為特朗普承諾會將保守派大法官送入最高法院而選擇了支持他。在2020年的大選中，他也將藉著提名保守派大法官的勢頭，讓政治圖譜上的整個右翼更滿懷熱情地團結在他周圍，並轉移人們對於新冠疫情、種族衝突等問題的關注。
大選若現爭議，最高法院可能決定選舉結果
根據POLITICOL和清晨諮詢公司的聯合民調，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一直是最有影響力的大選議題之一。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前，共和黨選民對這個問題的熱情度高於民主黨選民。在金斯伯格去世後，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對於他們的投票決定“非常重要”的選民比例從47%上升至56%。相比而言，這一比例在民主黨選民中上升幅度更大，從此前的48%飆升至60%；在共和黨選民中，這一比例從此前的50%上升至54%；而在獨立選民中的比例則從42%上升至51%。
最高法院的“補位戰”對於大選的意義還在於：如果接下來特朗普和拜登在選舉程序、計票結果等問題上出現爭議，訴諸法律，或將由最高法院來最終裁決，而最高法院的判決很有可能會決定選舉結果。
特朗普總統週三在白宮對記者表示，他認為這屆大選可能出現民主黨所策劃的“騙局”，而共和黨勢必會以訴訟回擊，官司可能會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如果那時最高法院只有8名大法官，將有可能出現4對4的僵持局面，因此應在大選前將最高法院補齊至九人。
分析人士也認為2020年大選出現法律糾紛的風險較高，最高法院的職能更顯重要。
俄亥俄北方大學的政治學教授羅伯特·亞歷山大（Robert Alexander）對美國之音說：“在任總統常常談起選舉被操縱了，他對選民說'他們要從你那裡偷走選舉'。此外，我們可能會見到歷史上最多的一次以缺席投票或者郵寄選票的方式投票的人數。你知道，人們第一次做某件事的時候都更容易犯錯。而且，賓夕法尼亞州的最高法院在郵寄選票的問題上做出了一個有爭議的裁決。在2016年，賓州的選舉結果是由不到1%的差距決定的，今年民調也顯示兩位候選人在賓州的支持率很接近，賓州可能會是決定選舉結果的一個關鍵州。如果他們無法在賓州解決爭議，官司就可能打到最高法院。沒有人希望看到這種可能性，但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
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小布什與戈爾對佛羅里達州的計票結果產生分歧，一路上訴至最高法院，最終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於小布什的裁決，鎖定了小布什的勝局。
這場大法官補位之爭還將影響到參議院的選情。 《華爾街日報》華盛頓事務主編杰拉爾德·賽博9月22日撰文寫道：尤其是三位共和黨參議員的競選連任會因此增添變數，他們分別是負責提名工作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已經表示不支持在大選前確認特朗普大法官提名的緬因州參議員蘇珊·柯林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肯塔基州參議員米切爾·麥康奈爾。此外，民主黨副總統提名人哈里斯也是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成員，她在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的確認聽證會上會有怎樣的表現也頗受關注。
賽博還指出，參議院的選情跟總統選情之間有顯著的聯動關係，“在過去的十年裡，選民們比以前更傾向於投票給同一個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和他們所在州的參議員席位”。
大法官人選牽動美國重要議題未來走向
這場最高法院補位之爭的意義絕不僅限於對2020年大選的影響。
在金斯伯格去世之前，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由5位保守派大法官和4位自由派大法官組成，但其中一位保守派大法官，也就是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 )有時會跟著自由派投票。
如果最高法院裡保守派對自由派的領先優勢擴大到6比3，這將進一步確保最高法院的保守傾向，使最高法院未來在墮胎、同性戀權益、持槍權、移民等問題上做出更受保守派歡迎的裁決，此前既有的判例也有可能被推翻。
在這些議題中，“奧巴馬醫保”或將首當其衝。最高法院已定於今年11月10日就“奧巴馬醫保”是否違反美國憲法聽取口頭辯論，如果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在此之前上任，“奧巴馬醫保”或面臨廢止。
基於權力製衡的原則，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在設立政府和立法機構的同時設立了最高法院，其作用在於確保總統和國會制定的法律不能跟憲法相衝突。為了保證最高法院的獨立性，大法官實行終身製。所以最高法院大法官甚至能比總統在更長時期內左右美國的方向。
憲法制定者將提名大法官的權力給了總統，將確認提名的權力給了參議院。除此之外，憲法制定者並沒有對最高法院的具體形態做出明確規定，而是將這個權力留給了總統和國會。美國第一屆國會在1789年組建了第一屆最高法院，由6位大法官組成。在此後的歲月裡，國會多次改變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數，從最少5人到最多10人不等。
因此，有民主黨議員提議，如果最高法院再添一名保守派大法官一事無法避免，那麼民主黨能做的就是通過國會再次修改法律，增加最高法院和下級法院的法官席位，以稀釋保守派法官的影響力。
艾克隆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科恩對美國之音說，如果出現了無休止的相互報復，“對美國未來的政治體系和穩定性來說都是不利的”。
在美國歷史上很少出現臨近大選最高法院出現席位空缺的情況，僅有一次發生在1864年，當時距離總統選舉還有27天，首席大法官羅傑·塔尼去世。當時的總統亞伯拉罕·林肯推遲了對大法官的提名，直到他贏得連任之後。
特朗普總統在他的任期內已提名了兩位保守派大法官，並均獲得了參議院的確認。目前對於他的第三位提名人選呼聲最高的兩位分別是他在2017年任命的美國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和他在2019年任命的第11巡迴上訴法院法官芭芭拉·拉戈阿(Barbara Lagoa)。除此之外，美國第六巡迴上訴法院的瓊·拉森（Joan Larsen）、第四巡迴上訴法院的埃里森·瓊斯·拉辛（Allison Jones Rushing）、白宮副律師凱特·科默福德·托德（Kate Comerford Todd）也在可能的人選名單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