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黃榆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VOA。
在白紙革命的兩週年紀念日，原本有無限的感慨，卻難以傾吐，周圍的年輕人和過來人莫不如此，甚至官場中人亦無語。大衆都在唏噓不已，眼看著時局一天天敗壞，卻無可奈何、無法言說，也不能有所作為，彷彿與這幾日中國大地的寒潮相互感應，只能坐視時局惡化。
這就是中國的白紙革命爆發也是新冠疫情管控結束兩週年後的人民感受，「後革命」的情狀。中國正陷入幾十年來未有的社會蕭條中，大多數人每日忙於生計糊口，幾乎無力去回憶三年“封控”期間的悲慘，只有兩年前深秋黑夜裡年輕人高舉“白紙”的影像也深深烙印在人們腦海深處，形成抹不去的一代社會記憶。
理論上說，即便現實生活什麼都沒有改變或越來越糟，僅僅這一點的留存，恐怕就是白紙革命最重要的遺產。據此，我們才可能再評估白紙革命被忽略、被扭曲的歷史意義。
無共和則大亂
如果回看新冠疫情三年的“動態清零”，這三年不僅是自上而下的全國性“緊急狀態”，雖然這一緊急狀態從未正式宣佈過，更是野心家們靜悄悄地藉機修憲、廢除共和的一場政變：在經過十年的集權和控制後，兩千多人大代表在2022年春天通過了廢除領導人任期限制的憲法條款的修憲建議，並在當年秋天由幾乎同等規模卻大致重合的黨代表參加的執政黨“二十大”上通過了黨章修正案和大會決議。
其結果，無論從實踐、法律、或理論上，2022年的這一連串政治行動都將廢除了1949年之後乃至1912年以來的共和國制度，轉變成一個極權主義體制，即相對於傳統君主制而言的依托政黨和官僚機器進行統治的現代獨裁體制。不能不說，如此恢復君主制一般的國家領袖終身製，是將領袖的個人意志凌駕於人民主權之上， 也是對執政黨中共建黨初心和百年犧牲的最大背叛、對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民現代化追求的極大反動。由此，中國進入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是亂世的開始。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二十大”召開僅僅一個月後，在對11月24日烏魯木齊火災受害者的悼念中，白紙革命爆發。短短幾天，抗議從上海和北京街頭迅速演變為全國性抗議，超過70所大學校園裡的大學生舉著A4白紙進行無聲抗議。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革命，北京當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無措，執政黨的決策機關和龐大的官僚機構一時間停頓了下來，如同大醉後的“斷片”空白，實施三年的“動態清零」政策也在一週後崩瓦解。
這種荒謬的“體制斷片”狀態，一直持續到現在，與外界甚至獨裁領袖們自己想像的極權主義都截然不同，堪稱被“白紙革命”戳穿後現出的本來面目，充滿了僵化、顢頇、腐敗、和無能，才有疫後各項復甦政策的遲緩和經濟民生的迅速衰落，各種亂像彷彿末世情景一般湧現。
以媒體報導國防部長董軍被調查為例，“二十大”後兩任防長先後因貪腐問題遭到調查，連同前任魏鳳和就是三任部長，與司法部長先後三任落馬相同，幾乎再現了崇禎年間兵部尚書屢遭革職的情形。這些不過是冰山一角，顯示了中國極權主義進程中官僚政治的腐敗如何加速、以及在這些部級官員之上、領袖身邊的寡頭鬥爭在三岔口一般的黑箱舞台上有多麼激烈。
更重要的，這種烈度之高和規模之大超出想像的系統性腐敗，已經超過十多年前改開年代裡“作為潤滑劑”的腐敗程度，這是只有私人-寡頭國家如俄羅斯、白俄羅斯或如失敗的民主國家如菲律賓、墨西哥才會出現的極度腐敗，也就是來自最高層的政治腐敗即政治領袖在沒有任何權力限制的情形下所導致的絕對腐敗。但在當下中國，這種腐敗則是透過2012年以來逐漸否定改開、屢次發表“堅決不改”的政治聲明所創造的，幾乎就是絕對主義封建王權體制下路易十四的“朕即國家”的翻版。
如此，才能理解中共2022年廢除共和後天下大亂的根源：官僚體制在“堅決不改”的庇護下，對待白紙革命還是疫情後的復甦，集體採取了絕對躺平、自利、和濫權的立場。以致於整個國防體系、國企部門、官僚體制充斥著腐敗，他們對民眾、民生、民意報以絕對的掠奪、吝嗇和冷漠。
如此，才有內政方面遲遲不決，執政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遲到2024年中才召開，甫通過所謂讓步文件後不久就發現可以歸入“歷史性文件”了，而秋天以來面對突然而至的大衰退，仍然拒絕實質、人民本位的政策調整，只有官僚體制內部的騰轉挪移，更不敢如期召開「四中全會」。中國的政黨生活已然失序，淪為領袖和寡頭把持的私人國家，也淪為王朝政治在內廷和官僚之間的混亂鬥爭。
無社會則相殘
所以，在這種政治混亂情形下，在白紙革命兩週年後，中國社會從上到下，似乎再次回到了革命前夜的狀態，人民再次陷入“清零”一般姑且苟活卻沒有出路的絕境，這本是兩年前年輕人憤而上街爭取自由的抗爭因。只是，兩年後的絕境範圍更大、更容易感知，人民普遍找不到活路，也看不到希望，社會層面的大亂因而開始。
這種大亂因共和之死而生，也因社會瓦解而致人相殘，上演了現代版的人相食。也就是從今年9月吉林攻擊美國教師、深圳刺殺日本兒童以來在全國範圍愈演愈烈的社會報復性殺人案，正以驚人的速度在各地頻頻發生，提醒世界，中國社會正在出現巨大危機和動盪。
然而，北京當局的第一個反應是篩檢和抓人，並在中央媒體上以社論形式做徒勞的喊話，而不是正視問題、解決問題，猶如2009年“7·5”事件爆發後的應對，不是正視南疆的貧困，而是將整個民族看作恐怖主義的支持者，進行集體鎮壓，消滅他們的社會，進而將大部分社會報復性質的暴力歸結為政治性的、追求分裂的恐怖主義。
在疫情後的中國主體社會，我們看到了一個類似卻反向的暴力浪潮：在公民社會被逐漸瓦解、消滅之後，人民陷入了人自為戰的原子狀態、殘酷的遵奉社會叢林狀態，與公民社會緊密依託的中產階級也在疫情期間整體下沉，最後往往是那些走投無路的中產階級選擇了社會性報復的屠殺，一種選擇與社會共存亡的集體性自殺暴露他們的困境，而不是像早十年的富士康工人或者疫情後同樣面臨壓力的底層階級那樣選擇個體自殺結束自己的困境。
這是一種社會缺失後的人類相殘，其殘酷性一點不亞於大饑荒時代的人相食。但若從白紙革命的角度來看，這種社會惡化與其說是經濟惡化的結果，毋寧說是社會缺失的結果。從有限的個案當中，大衆都能看到，下沉的中產階級不僅得不到社會的幫助，反而在失敗後被迅速拋棄。這是他們最終選擇用車輛碾壓無辜群眾的心理根源。
在這個意義上，再看白紙革命中那些勇敢的青年人和中年市民，當他們悼念遠方的受害者、當他們呼喊自由的時候，就是顯示公民社會的存在，在保衛中國的社會，保衛中國的共和製度。如果考慮到他們的非暴力抗議與他們所面對的獨裁者的暴力對比，更不會有人懷疑他們的勇氣恐怕一點兒不亞於110年前發起護法運動的蔡鯛。
在這個意義上，從他們身上，從自己的記憶裡，在兩年前的今天，大衆在中國的末世亂局裡看到了最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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