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宣布發動文革的“5.16”通知55週年之際，包括紅片紅書、紅歌紅舞、紅校紅服以及紅祭紅廟等在內的紅色主題現象，以及紀念文革的活動四處出現，獲得廣泛的注意，也引起“文革是否捲土重來”的擔憂。
上有所好，下必託之
新華社稱，中共一大會址的數據顯示，2017年以前，這裡每年接待訪客50萬到55萬之間；這個數字2018年上升到142萬，2019年為146萬。百度百科引述中國文化和旅遊部的信息稱，2020年中國紅色旅遊出遊人數超過1億人次，並且近幾年都“保持穩定增長”。
政論作家、獨立學者吳祚來對美國之音說，現在中共體制內有部分人可能因為知道習的傾向性，所以在行為和理論上就投其所好。
吳祚來指出：“習近平本人對文革，某種意義上說是有一種感情的；他同情、理解，甚至心裡感激文革，他家畢竟沒有像其他家庭，比如像劉家那樣，遭遇深度的災難性的迫害。在某種意義上，毛和文革運動對於習家都是網開一面的。此外，還有人說，文革千錯萬錯，上山下鄉培養了一個習近平就是對的。”
吳祚來認為，至於對文革的“翻案”，《中國共產黨簡史》在理論上啟動了一步，“而民間也有一派在忽悠，比方說5·16期間為江青開座談會，對'李進同志黨史地位'進行論定，要重新判斷，等等。”有照片顯示，刻有“先母李雲鶴之墓”字樣的灰色石板墓碑前擺滿了粉色、紅色的鮮花。歷史學者章立凡在推特中說，“江青的墳頭風光得很。”另在一張2018年清明節的舊照中，一隻以白菊為主的花籃擺放在一處墓碑前，從花籃頂部垂下兩條印有白色字體的紅色輓聯，右邊一條寫著“獻給江青媽媽永垂不朽”，左邊的落款是“河南商丘毛澤東思想群”。文革研究專家、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退教授宋永毅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海外學者經常引用一句馬克思的話，即任何一個社會的思想，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此話雖然不能用來描述任何一個社會，但是，對於極權社會來說百分之百是事實。”
宋永毅指出，鄧、江、胡時代，領導人表現出來的思想，以及官媒控制的意識形態，都是批判文革的；而習近平的思路正好截然相反。
名為駱遠志的網友說：“習近平和整個當代領導集體，都屬於紅衛兵和知青一代。他們都是在毛澤東思想盛行時期長大的……總體來講內心信奉權力和權謀……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是他們唯一熟悉和相信的政治操作模式。”
不過，獨立學者吳祚來也指出，今年5·16，有人準備公開舉行座談會，被上級叫停了。這也是一個信號，“我們看到，有不同的力量在進行博弈。但是，誰都不清楚，哪種力量在支持，用什麼方式在運作。”
讚美文革不過葉公好龍
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對美國之音說，習近平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已經把文革歸類成前28年，而且稱它“為中共目前的統治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文革結束都稱為“我們黨領導人民艱辛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歷史時期”，“這就太大膽了吧，畢竟鄧小平1981年的'決議'得出了徹底否定文革的結論。”歷史學者章立凡在推特上評論說，“1981年中共11屆6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難道也和《中英聯合聲明》一樣，成了'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的'歷史文件'？”
獨立學者吳祚來說，口頭和書面上為文革洗白不難，但真要那些人親自品嚐文革的滋味就是另一番景觀了，“實際上，體制內一幫既得階級，或者說腐敗階級、特權階級，如果碰上再來搞一次文革，說不定清算的就是他們，因為他們的房子可能很多，存款也多，當然在國外。所以，現在這套行政體係是不會配合習搞文革的。”
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說，哪怕到毛左中間去，叫他們真的實行文革，他們也都會反對，“有網友提出很好的建議。對那些願意回到文革的，給他們建一個地方，讓他們到裡面分成兩派，互相鬥，互相廝殺，人吃人……沒有互聯網，沒有外界信息，每天提供造反派報紙，你看他們能堅持多久。而且，吃飯都要憑票證，每人每月最多28斤。以上海當時的最高標準，每人每月1斤半肉就完了。買所有東西都要排隊，看那些毛左能容忍多久。我看他們三個月都堅持不下來。所以，應當不應當回到文革，這樣的問題，所有中國人都是非常清楚的。”章立凡在推特中指出，八一電影製片廠的新作《毛澤東在才溪》，5月8號上映，截至到5月11號，票房只收穫了1.7萬元，“不誇張地說，就這票房收入可能連主要演員的片酬都給不了。”
章立凡還說，目前八一廠參與製作的電影，除了《毛澤東在才溪》，還有一部《瑤崗1949》，“影片匯集了盧奇、谷偉等優秀特型演員，目前上映48天，票房只有可憐的28萬，毫無疑問成本是收不回來了。”
鄧對毛留餘地，共黨政治就是“翻燒餅”
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曾經對《紐約時報》說：“要說'文革'是否真的結束了，只要看看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拿下來沒有。”宋永毅對美國之音說，雖然鄧小平1981年徹底否定了文革，但是並沒有對文革做認認真真的清理，沒有對毛進行系統大批判，這才為今天留下了後患，“鄧的決議很簡單，就是要保毛澤東，保共產黨的整個思想體系。這為現在的複闢企圖埋了伏筆、留了後路。”
宋永毅說，習近平對毛最大的效仿就是翻案--為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像“翻燒餅”一樣改變過去的定論，“此外，中共裡面喜歡修改歷史的，喜歡把黨史變成領導人個人歷史的，也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毛，一個是習。而且，習像當時老毛輸出革命一樣，已經在放眼世界了，要成為世界革命的領袖。”
獨立學者吳祚來說，儘管習把對文革的定論翻了過來，“但是，在行政方面氣候是不一樣的。毛當年之所以能做到，有很重要一點，就是踢開黨委鬧革命，把黨委體系廢棄掉，重新由工農兵、青年人組織一套班子，就是我們一直到文革結束以後都還看到的'縣革命委員會'，'公社革命委員會'，都不是黨委。毛重新建立了這套革委會體系，權力由他和江青以及周恩來這些人握在手上。而重建共產黨的一套行政體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現在做不到。相反，習恰恰需要用黨的名頭來坐大。”
宋永毅也認為，以毛當年的威望，從上到下把整個黨組織毀掉都沒關係，“習近平這麼搞的話收不了場，可能就把自己搞下去了。我覺得，他為文革翻案，目前還是或明或暗。如果他真的要一意孤行，跳出來倒行逆施，就是他垮台的時候，畢竟文革這個禁忌是碰不得的。”吳祚來認為，在社會方面，這麼多年來，中國的中產階級、有產階級成為社會的重要力量。在文革的60年代，農業開始正常化之後，大量年輕人口進入社會，房屋跟不上，工作機會跟不上。這些年輕人成為無產階級，他們沒有社會責任，卻有的是精力，可以到處搞串聯，搞鬥爭，搞破壞，“這個力量現在存在嗎？據我觀察，雖然現在年輕人的蟻族、打工族，生活得非常悲哀，但是，警察系統和黨政系統是不會允許這部分人出來搞串聯、搞鬥爭、搞破壞的。文革所需要的底層力量很難煽動起來，頂多煽動一些人反美，搞一次示威，針對外國企業搞一次有限的活動，而不敢把火燎原起來。”宋永毅指出，目前文革55年之際，“左派賣力得很。不過，中共的政治運動都是運動群眾的。你以為習近平現在和你們心連心？當年造反派也是覺得和毛主席心連心。沒多久，老毛調子就變了， 68年開始整造反派，所謂清理階級隊伍，說文革是國共兩黨內戰的繼續，改變了以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說法。政治對領導人來說，尤其是對共產黨的領導人來說，就是'翻燒餅'，為了政權誰都可能被揪出來祭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