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十年浩劫”之稱的文化大革命歷經55年之後迎來轉機，“文革旗手”江青墓前鮮花不斷；多個毛左團體籌備舉辦大型座談會，呼籲為文革平反。
這一切都源於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建黨百年學黨史教育動員大會上一錘定音，新版黨史排除爭議，正式將文革重新定義為“艱辛探索”與“曲折發展”。
文革讓中共運動式治國達到頂峰，導致毛澤東思想從理論到實踐的全面破產，如何評價文革也就成為改革開放以後中共最大的一塊心病。
今天要公正評價文革，就必須弄清楚當年毛澤東為什麼發動，今天習近平為什麼重評，以及為什麼說文革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探索”。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毛澤東當年發動文革的主要目的是維護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地位。
他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造成了三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造成了三四千萬人死亡，犯下了滔天大罪。所以他就做賊心虛、唯恐大權旁落，被別人篡黨奪權，也唯恐自己死了以後像斯大林那樣被鞭屍、被清算，所以他就要發動一場大清洗，來維護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和死後的地位。當然以毛在中共黨內的權力，要打倒劉少奇並不困難，但是他很清楚如果沿用過去那種傳統的黨內鬥爭方式，他無法把劉少奇置於死地，他也沒法保證日後劉少奇不東山再起。再有，毛澤東在當時，黨內想當一批人，包括相當一批幹部，都比較認同劉少奇的做法。毛澤東要打倒的人太多，所以用傳統的黨內鬥爭方式沒法打倒那麼多人。所以他需要搞一種非常的方式，不但把劉少奇，還要把彭德懷給置於死地。而且要把所有的劉少奇的他們這個所謂體系一網打盡，同時給其它大大小小官員一個震懾，讓他們以後再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胡平認為，毛澤東要發動文革的另一原因就是想提拔親信，可是他自己的親信原來級別都太低，按照傳統的方式沒法把他們一個個提到最重要的崗位上來，所以這也是他必須要採取文革這種特殊方式的原因之一。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也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歸根到底是為了他個人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意願強加給整個中國。
他說：“我覺得毛澤東是為私。因為我們現代政治學在看政治問題、政治現象、政治人物、政治思想的時候，實際上是看兩個方面。一、他希望建立什麼樣的社會。在這一點上，有許多為毛澤東辯解的人，其實在美國也有這樣的人，他們說毛澤東在做文革實際上是在做一場社會實驗的探索和變革的探索，想解決在共產黨革命之後出現新的階級分化，出現新的壓迫現象，這些人在68年的時候，我們也知道美國和西方很多青年也受這樣思想的一個影響。毛澤東不是這麼單純的人，他發動文革其實就是一場權力鬥爭，為維護自己權力。在現代社會科學和政治學來說，道德評價更多看的是你用什麼方式來實現這些理想。'為公為私'這個問題在現代製度設計中基本上認為人是可以為私的。比如說在市場機制是強調資本家、企業家從事企業活動是為了賺錢，但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所以我說毛澤東為私就是他為了一己之念，這個'念'是公是私都不重要，他把整個中國浸入血泊之中，把整個中國投入一個災難性的暴亂之中，這實際上是為了他自己的願望，把自己的願望強加給整個中國人民，強加給共產黨，所以他是為私。”
王軍濤也表示，中共對於文革災難的反思和檢討不徹底，只清算了毛澤東個人的錯誤，卻沒有清算共產黨一黨獨裁的製度性錯誤。這就為習近平想要重新評價文革以及中國今後再次發生文革這樣的災難埋下伏筆。
習近平表示，中共的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不能互相否認，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需要打通。但《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對毛澤東路線的某種否定，習近平的這種提法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他說：“當年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時候，中共為什麼會得出要反對個人崇拜的結論呢，正是基於文化革命的慘痛教訓。換言之，在任何時候只要中共正視文化革命的災難，那麼它必然就會引出反對個人崇拜的結論，這就不利於習近平自己個人權力的地位。另外，只要你正視文化革命也必然會引出進行政治改革的結論。這麼一來更是威脅到共產黨專制統治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