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週，中國竭盡全力給人留下正在向世界開放的印象——無論是對外國企業、遊客還是記者。我無法肯定這些說法。我不是中國問題專家，而是一名地區記者，報導的地區之大常常令人難以置信，而這片地區就包括中國。
但我最近一次前往北京採訪的短暫經歷揭示了在華工作的外國記者所面臨的困境。這種經歷與中國官方“開放”的說法大相徑庭。
最近，中國政府邀請我報導該國最大的年度政治活動，其中包括本週在北京結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我沒想到自己能拿到簽證。自COVID-19大流行初期以來，為美國和許多其他西方新聞媒體工作的記者大多被拒之門外，當時美中緊張局勢加劇，中國進入了長達三年的嚴格封鎖和防疫措施。
自2020年以來，沒有美國之音（VOA）記者獲得中國簽證，除了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訪問期間隨行記者團之中的一名駐國務院記者。
據我統計，中國向美國和歐洲媒體發放了至少七張短期記者簽證，以報導為期一週的“兩會”，在這次聚會期間，中國的政治精英對中國低迷的經濟發出了一貫的樂觀訊息。
好壞參半的訊息
不需要專家就能看出中國面臨著一長串的問題。即使在去年初解除了COVID-19封鎖之後，中國經濟的增長仍處於幾十年來最慢的水平。由於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中外商人被拘留事件，外國投資大幅下降。與大流行之前相比，來中國的遊客減少了。
在兩會上，中國淡化了這些挑戰，設定了今年約5%的雄心勃勃的經濟增長目標。不過，儘管當局承諾減少旅遊和外貿壁壘，但他們卻加強了共產黨對政府的控制，並擴大了許多外國批評者認為模糊不清的國家安全法。
作為一名記者，我也感覺到了不一致的訊息。雖然中國在兩會期間恢復了疫情前的媒體接觸水平，但取消了總理在會議結束時舉行的例行新聞發佈會。許多記者對此事懷有矛盾的心情；雖然很明顯，這種新聞發佈會上的問題通常是預先選定的，但對記者來說仍然是一個難得的與中國高層領導人接觸的機會。
新聞限制
作為一名記者，我面臨的大部分挑戰是在我離開舉行兩會的天安門廣場並訪問北京其他地區時開始的。這個月的大部分時間裡，整個首都地區的安全警力有所增加，這在敏感的政治時刻很常見。
但我本以為無所不在的警察巡邏不會妨礙我執行基本的新聞任務，例如錄下主要旅遊區的視頻以及對當地居民進行簡短的即興採訪。
我的面試問題是無傷大雅的。中國民眾對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有何看法？ 他們更喜歡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還是喬·拜登（Joe Biden）？他們對美中關係改善抱有希望嗎？
這些問題引發了一系列富有思想的回答。
直到那天晚上我回到酒店時，我才遇到了麻煩：我接到電話，要求我立即前往公安部在當地的辦公室，公安部是中國主要的國家警察機構，也負責監控國內的政治威脅。
抵達後，我被護送穿過一個不起眼的大廳，來到一間小會議室，在那裡我見到了幾名警官，他們開始進行審訊。
警官們要求知道，為什麼我向人們詢問有關特朗普和拜登的問題，而不是報導我擁有媒體資格的兩會？我回答說，我這次採訪的重點是中國的政策，包括其外交關係。
他們想知道，為什麼我在拍攝前沒有去獲取許可？我告訴他們，我不僅是在公共場所採訪，而且我只在得到受訪者許可後才拍攝採訪。
他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對我的斥責：為什麼美國之音沒有更公平地講述中國這一邊的說法？顯然，警官們並沒有意識到其中的諷刺之處：我採訪居民就是為了寫一篇主要目的是呈現中國人的觀點的文章。
虐待模式
最後只受到了輕微的責罵，我就被允許離開了。其他駐中國記者經常遭受更嚴重的虐待，即使只考慮最近發生的事件。
在我抵達中國的前一週，一名荷蘭記者在成都報導針對銀行的抗議活動時被警方推倒在地，並被沒收設備，警方將他和他的攝影師拘留了幾個小時，不准他們打電話。
本週，美聯社的一名記者表示，他和一名同事被便衣警察跟蹤，甚至一度尾隨他進入衛生間。這名美聯社記者在成都採訪了投資一家破產的信託基金的退休老人。
“十幾個便衣跟著我們，他們的做法我只在新疆見過。他們跟著我進了衛生間，然後去了機場。他們拍了我們的照片，”記者姜大翼在社交媒體平台X上說道，“這裡是成都，中國最自由的城市之一。看到這些做法被用在這裡是令人震驚的。”
外國記者在訪問中國被控嚴重侵犯人權的西藏或新疆等偏遠地區時，或在報導抗議或自然災害等其他政治敏感話題時經常遭受騷擾。
但如果我和其他許多人的經歷顯示了任何跡象的話，那就是外國記者在中國最大的城市報導哪怕是最無爭議的故事也變得越來越困難。
甚至中國國家控制的記者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限制。就在本週，距北京50公里的三河市當局在致命瓦斯爆炸現場附近騷擾了正在進行現場直播的中央電視台的記者。
這一事件引起了公眾的強烈反對，甚至引起了共產黨下屬的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的關注。
“這一事件給中國更多專業的新聞媒體敲響了警鐘，幾十年來，這些媒體在面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正式新聞限制和下層的頻繁恐嚇時，試圖進行真實的報導， ”班志遠（David Bandurski）在《中國傳媒計劃》上發表的評論文章中寫道。
“這種阻撓行為不是例外，而是中國新聞政策的本質，”他補充道。
向世界開放？
那麼，這一切與中國向世界開放的官方說法有何關係？
我顯然無法代表所有外國投資者表達他們對回到中國的看法。但我與商界和學術界的同事交談過，他們不再願意去這個國家旅行，理由是擔心任意拘留。
我也不能代表外國遊客。但我可以告訴你，作為一個初來乍到者，完成哪怕是最簡單的任務是多麼困難——比如預訂出租車、用外國銀行賬戶支付餐費、查看臉書（Facebook）、Instagram或幾乎任何其他西方社交媒體應用程序——鑒於中國堅持在其人民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設置數字防火牆。
我可以肯定地說，我受到了北京居民的歡迎，他們似乎渴望與美國之音互動，儘管有國家支持的運動將外國記者描繪成潛在的間諜和危險的麻煩製造者。
但在上週的兩會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曾對媒體表示，“中國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 他還堅稱“歡迎更多外國朋友一起來講述活力滿滿、熱氣騰騰的中國故事。”
但就個人來說，我的感受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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