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殖民政府在香港開埠早期為發展城市而設置的大量測量界碑，隨著歲月流逝早已逝淹沒在歷史洪流中。不過，近年一個新興本土歷史組織“香港行跡”卻以此研究為己任，重新搜尋記錄它們，構建昔日歷史輪廓，鑒古知今。在今天香港歷史保育也被批評要講求“政治正確”的新時代，“海防”博物館中的二字也被立法會議員連翻質疑的背景下，該組織默默耕耘，貢獻一己微薄力量。
創立“香港行跡”歷史研究組織 使用“空間歷史研究”方法
一塊平平無奇的界碑，刻有簡單英文字母與數字，屹立於山野中超過一個多世紀，對很多路過的遠足者而言，其吸引力最多也只限於駐足觀看與拍照打卡而已。它體積細小，外相平庸，刻有的英文字母簡寫難以理解，難以喚起路過者的好奇。對一般研究香港歷史愛好者，這些界碑更不如一些著名坐落於大嶼山西南部的“嶼南界碑”與在新界東北邊境沙頭角的“中英街界碑”那般具有歷史價值。但對創立新興本土歷史研究組織“香港行跡”的何文傑(James Ho)和林曉欣(Ebee Lam)而言，這些存在於香港境内的無數無名界碑界石是寶藏，他們並爲此傾盡全力，要用現代新興的“空間歷史研究” (Spatial history)方法，重新尋找、研究與記錄它們，將昔日殖民政府遺留下來的歷史遺產，承傳世世代代。
這一切要由三年多前説起，任職山藝教練的何文傑與戶外導師的林曉欣，因疫情導致工作完全停頓，空閑時走到住所鄰近的郊野公園散步，在香港島山頂“同樂徑”看見“港督山頂別墅界石”。由於港督山頂別墅位處山頂，這界石卻位處山腰，在好奇心驅使下嘗試網上搜尋資料，卻只有零醉照片，並無地圖及歷史檔案。他們最後在古物古蹟辦事處網站中的 2012 年 《前總督山頂別墅考古工作報告》找到詳細資料，更發現該區域有軍事地段及軍部界石存在。
界碑歷史揭示殖民歷史 何文傑指與當下生活息息相關
這一發現促使兩人將一些研究香港殖民歷史的學者專家從未有觸及過的瑣碎史料，重現世人眼前。原來十九世紀時期的港督已經與英國軍部在港島上爭奪土地，鬥得你死我活，雙方僵持不下，而且在1906年時還需要英國派出官員來港調停。這些史料貌似與當下21世紀在主權已經移交中國快要27年的香港社會毫不相干；但“香港行跡”創辦人之一的何文傑指出，相反，這是絕對有關的。
何文傑與林曉欣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視頻訪問，詳細介紹他們組織的成立經過，並分享認識界碑意義與當今研究界碑的種種難題。何文傑說，界碑的重新發掘與認識，不僅限於歷史愛好者，對2024年今天生活在香港的普羅大衆來說，同樣是有意義的。
何文傑說：“其實是的！地界與界石，其實是一個城市基線，一個重點，我會這樣說，是甚麽意思？其實就是讓你知道，界石是標示地段範圍的標示物，而地界就是我們城市的標示，基線所在。……其實，我們的城市爲何會變成這樣？很早的百多年前，做了軍事地段之後，已經決定了我們城市的形狀，但是大家不十分留意，我們看不到這條界線，但如果我們重新發現一些界石，就會看到這條界線。”
百多年前駐港英軍佔用土地 影響城市規劃發展深遠延續至今
香港這數十年來走不出“地產霸權”的爭拗，香港人投訴居住空間狹窄，房價高企，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在批評特區政府高地價政策，與指控地產商壟斷私人市場的房屋供應，導致天價房價難以負擔時，批評者可有想過這現象與開埠早期百多年前的歷任港督施政有關？這樣推論會否是天荒夜談？何文傑回答說，一百八十多年前的港英殖民時期政治，確實是影響至今天的港人居住生活水平。
何文傑說：“絕對影響了！絕對影響了！其實我們的研究，比較其他人的研究，有些分別就是，我們正在研究當時爲何會設定這個區域，其後它是如何演變，到了今天樣貌又如何？我們正在觀察這一種變化。如果以現在的一個term(詞匯)來説，我們其實是正在進行空間史研究。這是比較獨特的，我們會觀看地圖，觀看坐標與使用GIS，來研究一個地段的變化。”
這位界碑專家對記者解釋，尋回界碑位置，將界綫確認，有助了解香港不同區域地段發展的脈絡，也解釋了他們相互之間發展步伐的快慢差異。他解釋，一些殖民時期英軍佔用了的土地，殖民政府便無從發展，這便相對地拖慢了整體社會規劃。他以英國佔領九龍半島後舉例稱，英軍初期將絕大部份土地用作軍營，導致九龍發展緩慢，在租借新界後，港英殖民政府才有機會收回軍用地段，規劃發展九龍半島，這也解釋了過去爲何深水埗與九龍塘等地區發展較慢，其實是有原因的，英軍使用土地在某程度上阻慢了地區發展。
港督彌敦與駐港英軍就土地起爭拗 英國派出上校到港調停
據“香港行跡”的研究介紹，從1860年《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今界限街以南)及 1898年簽訂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香港殖民地政府於九龍及新界進行城市規劃及發展。當時英國陸軍軍部在域多利駐地(現在金鐘一帶)及九龍中央軍營(九龍公園位置)、 槍會山軍營及京士柏 (King’s Park) 佔據大量城市中央地段。
1900 -1905年當時的殖民政府及駐港英軍因為京士柏軍用預留地段 (King’s Park Military Reserve)引起爭議 ，雙方堅持己見。英國陸軍部指派路易斯上校 (Colonel J.F. Lewis)到港化解爭議，並且對香港防衛進行軍事評估，最後駐軍及殖民地政府簽訂協議，並制定香港軍用地段佔用及收回程序。殖民政府以特定條件收回京士柏步槍靶場，並以特惠條件租地給軍部設置九龍城步槍場。這靶場軍用預留地段佔地達 162 英畝，亦即今天香港人熟悉的橫頭磡、摩士公園、樂富及部份黃大仙一帶。
駐港英軍司令權力大於當時第13任港督彌敦爵士(Sir Mathew Nathan)的這一史實，在何文傑的追尋求證下，趣味盎然地在已解封的百多年前立法局文件中得到證實。
何文傑說：“絕對是！我看到很多文件，在立法局開會有紀錄，啊督(港督簡稱) 拍桌罵人，即是兩頭馬車。有甚麽爭坳，那時候他們(港督與駐港英軍司令)會商談，但通常説到金錢，便會談不攏，就要英國那邊協商，後來才想出一個方法，就是你賣地好，或者我收你地也好，我們不以真正金錢交易，你開個account(賬目)記數便可以了。”
搜尋界碑範圍廣濶 堅毅不捨精神下 9個月才找到其中一枚
界碑有助還原歷史，但要搜尋它們的正確位置，卻需要堅毅不捨的精神。何文傑說，因為歷史久遠，即使使用地圖配合GPS 定位，個別界石搜索範圍仍然廣闊。 他回憶道，香港島西高山軍事地段界石 5 號及其中一枚界石，他們便曾實地考察 4 次，花了 9 個月探索才能找到。 另一枚“馬己仙峽軍事療養院 ”界石更位處無人地帶，也用了半年時間定位及搜索才能找到。 目前，他們無法估計全香港界石的準確數量，以軍部界石估計約有千多枚，他們找到確認當中佰多枚；地段界石約有十幾萬枚，他們暫時記錄約6 佰枚，大部份因城市改建早已消失。
何文傑繼續說：“其實這是個遊戲呢！好像尋寶遊戲，我們看著那個山坡，我們觀看著地圖，我們知道這裏一定有兩枚。但問題是這個山坡，因為時代問題，沒有辦法進入，那便慢慢找，慢慢開路進去找，找到了，其中一個，我們進去9個月，去了4次才找到。”
現行古物古跡條例不予評級 當局應重新檢視評級機制
不過，縱然“香港行跡”滿腔熱誠加快步伐搜尋這些正在淹沒的界碑界石，但現行的香港古蹟文物保育評級機制也未必能追上他們的步伐。何文傑解釋，他們也有與香港政府的古物古跡辦事處合作，有時候在發現重要界石後通報當局，但問題在於現行相關評級主要集中在建築物上，並不包括界石、界碑及紀念碑。他認爲，幾十年前設下的標準追不上時代轉變，應付新類型文物出現，當局應該將整個評級機制重新檢視，追上現代國家文物保育政策的要求。
何文傑繼續說：“所以是沒有評級，不會做評級，是完全不會做的，有甚麽辦法？它便會將例如一些，如有一些特別東西，好像是維多利亞界碑，你可能目前至今發現了10枚，有9枚仍在，就會將它撥入一個政府文物地點來保護。政府文物地點是甚麽？是一個list(列表)，大約有幾個item(項目)，那個list(列表)入邊，那張發展圖内會畫個marking(記號)，跟著説給你聼，這裏有個文物，你要發展的話，請你與我商談做了措施才發展，只是這樣而已，是沒有一個保護狀態的。”
議員不滿博物館使用“海防”二字 更有提倡紀念罷工百周年作愛國教育
“香港行跡”組織强調，他們不是一個保育組織，只可以歸類為研究組織，只會將自身的研究成果對外公開，不會主動大力提倡保育，不會在政府機構門前搖旗呐喊，做出被外界認爲是過激的行爲。
不過，縱然是默默耕耘，在當今新時代的香港政治氣氛下，歷史的用語與紀念或有新的看法與目的。
“香港海防博物館”將於今年9月3日更改名稱為“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政治立場親北京的工聯會所屬的立法會議員吳秋北於5月21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對博物館的新名稱仍感不滿，指香港的海防設施多為英國殖民統治時期設立，質疑仍保留具殖民色彩的“海防”二字名稱是否適宜。他說，“海防博物館的內容，大多是英國統治時期的軍事設施，如何去做海防。爲何我們還要用這種這樣殖民色彩的名稱去命名抗戰海防博物館呢？”
此外，同屬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黃國因明年是“省港大罷工”爆發100周年，提議特區政府舉辦展覽，紀念這場“反帝國主義愛國”運動。
研究界石不是“戀殖” 期望大衆不應將殖民歷史二元化看待
研究英國殖民政府昔日留下的印記，可會被誤會為“戀殖”行爲？特別是歷史的用語與事件也被批判以及服務一番的背景下，“香港行跡”的研究對象是否“政治正確”？
創辦人之一的何文傑回答說，他有留意到有關吳秋北議員不喜歡“海防”二字的相關報導，但他們此時此刻研究英殖時期界石，並非“戀殖”行爲，希望社會大衆不要用政治化的角度去看待他們的歷史研究行爲。
何文傑繼續說：“但general (概括)來說，其實那種氣氛是不好的，因為其實我們的説法就是，以前發生過的，英國在香港，從1841到1997年接近差不多180幾年，這段歷史是改不了的，它留下來的是不能更改的。我們將那些東西記錄了，將他訴説出來，讓大家知道，保留它，訴説給大衆讓他們知道曾經發生過這段歷史，比較將這段歷史抹去較好。”
臉書網站上不難發現現時一些網民張貼百多年前的港島市區照片後，便引起“反殖”與“緬懷過去港英時期”的兩派網民互相指罵。緬懷者大多贊美昔日市區的歐陸建築風格，形容如同身處歐洲一樣；反對者則大罵對方不“愛國”。何文傑贊同儘管英國殖民政府昔日的施政絕對不能稱為“德政”，也對香港人做過壞事；但港人不應以二元對立的方式簡單看待英殖時期歷史，否定英國殖民政府所做過的一切。
港英政府早期儘管有種族等級之分 但施政也有為華人著想
何文傑說：“我們看了很多資料，有時我們要做一些導賞團，我們要看資料與觀察那個地區的發展。我們看到，華人維多利亞城在城内，西營盤與太平山區的發展，我們觀察到一些東西，就是它 (殖民政府) 是有規劃去發展的，如醫療、教育、甚至墳場。……它有為華人生活去著想的，如在鼠疫時期，搞不好，要清潔地方，要消毒，洗太平地，拆地方，它有考慮的。……大家少留意，其實所有華人所住區域内，也設有防空洞，防空洞甚麽時候設立？ (一九)三幾年，打二次大戰之前，日本仔打來之前，它設立了很多防空洞，何用？就是讓華人進去。”
“香港行跡”組織另外以位創辦人林曉欣也補充道，當然英殖時期華人與英國及歐洲人士有等級之分，但要客觀評價香港的殖民歷史，英國統治者也確實有為民生著想的一面。
林曉欣說：“其實在英治時期，可以這樣說，它 (殖民政府)正在幫助香港這地方去開發建構一個城市，在建構嘅城市當中，因為始終他們英國人，或歐洲人，本身那社會地位是高過本地華人的。……是有分開英國人居住區，與華人居住區，有區分的，這是有點兒不平等，但後來社會也慢慢開始改變，因為始終香港人口多，英國(殖民)政府也開始為民生著想，除了我們有西營盤這些華人社區外，後來也開始為我們本地人興建一些公營房屋，解決我們香港人口問題。……所以，由一個小城市，它慢慢演變去到今天的香港，其實他們做了很多實事。”
除了舉辦網上講座與舉辦導賞團，讓市民親身了解昔日百多年前的城市面貌，如何影響著今天的生活質素外，“香港行跡”組織也計劃出版著作，希望將他們研究得到證實的史料，廣爲傳播開去教育大衆。這些界碑界石當年的豎立，是否已經是一件“政治不正確”的物件？而當下研究它們，又會否是“政治不正確的行爲”？何文傑始終强調他們的初心，就是希望有關當局能將他們保存下來。
歷史是歷史學家與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 無終止對話
何文傑說：“有理解的人，也有不理解的人，但我們的看法就是，我們抛心出來，我們的本意真的想記錄這些物件，讓將來的人有個記錄可以跟到，因為現在是我們的最後機會，在還有檔案，物件仍然存在，我可以拍照，可以做到測量。如果將來城市發展了，地方興建了(建築物) ，無論如何也找不到，找不回這東西做記錄，我們記錄了，沒有意思是宣揚殖民地政府有多好。我們想向大家解釋，但問題是，當每一個朝代改變，我們都要記錄前朝的事物，若每一次撰寫前朝事物的人，就是(被控)迷戀前朝，我們便會永遠完全失去歷史。”
何文傑承認，偶然他們也會在臉書網站上遇上一些批評者指稱他們的研究費時失事。不過，陪伴他們繼續走下這條孤獨路勇往直前的，仍然是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霍列特·卡爾(被控Edward Hallett Carr) 的一段名言。
“歷史是歷史學家與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之間永 無終止的對話。”
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