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從1973年到2014年期間，全球範圍內，政府的負債率從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9%急劇上升到125%，平均每年增加兩個百分點。 目前有16個國家的債務超過了其國民收入的總值，61個國家的債務佔GDP的60%。
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2010年經歷的債務危機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開始。
2013年出任葡萄牙國務與財政部長的阿爾布開克 (Maria Luis Albuquerque) 表示，財政緊縮需要領導人展現出政治決心，同時也需要向選民作出解釋，從而避免被迫在做正確的事情與贏得選舉之間做出選擇的兩難處境。
她說：“在一個日益老齡化的世界，尤其是在福利是政治核心的歐洲，如何處理好公眾的期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如何讓人們不只是看到眼前的後果變得越來越困難。就像傑克·盧所說的那樣，每次你削減預算，就有人會受到影響。”
曾經擔任過法國財政部長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認為，處理好公眾的期待絕對是至關重要的。 她從拉脫維亞和愛爾蘭處理債務危機的經驗中看到，對公眾期待的處理也與一個國家民眾的集體記憶有關。
她說：“這兩個國家對（IMF借貸）方案的接受程度比其他國家高得多，而那些國家經歷的艱難並沒有拉脫維亞那樣的大，它們也沒有愛爾蘭人對以往艱難時刻的那種回憶。所以，我認為，處理好公眾的期待也要依賴這個國家人們對往事的回憶與記憶、它的歷史和文化。”
巴西財政部長萊維(Joaquim Levy)認為，機制的建立對於避免債務危機是非常重要的。
他說：“巴西過去15年沒有增加債務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有一個財政責任法。這個法律非常明確、透明，又有足夠的靈活性，使之在不同情況下進行有效的運作。這是重要的是因為，這樣一個框架可以超越某一屆政府，這可以解決延續性的問題。”
目前擔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的克拉克(Helen Clark)曾任新西蘭總理。 她從曾經一度債台高築的新西蘭擺脫債務的經驗中看到未雨綢繆的重要性。
她說：“我們的哲學是，試圖獲得周期上的運營收支平衡，以保持預算的穩定，不管是好年頭還是壞年頭。在年份好的時候，我們系統的拿出資金用於減少債務，這樣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我們可以減少債務。”
在座的財政部長還一致表示，在為擺脫債務危機而進行的艱難調整時，必須確保不讓窮人買單，而是公平的分攤，同時使這個過程保持高度的透明並進行社會對話。 他們認為，理想的是盡可能快的進行這種調整，但是有時候也需要考慮民眾的承受能力而改變調整的步伐。
IMF總裁拉加德表示，債務本身並不一定就是壞事，而要看債務的性質和債務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也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債務償還能力。 在她看來，人們目前所面臨的每一個挑戰都可以成為一個機會，關鍵是能否採取全新的思維來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