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伯恩斯（William Burns）日前首度證實，美國在中國的情報網在十多年前曾遭重創，現在正在努力重建。分析人士表示，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一個廣義的間諜組織，現在的美中科技戰事實上就是某種程度的美中情報戰。西方民主自由國家與封閉的警察國家雖然存在著“情報不對等”的情況，但“獨裁者困境”常常因為不真實的情報而做出錯誤判斷與決策。
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7月24日報導，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在阿斯彭安全論壇（Aspen Security Forum）上首度公開承認，中情局在中國的間諜網曾於十幾年前遭遇“毀滅性損失”，原因是內部幹員背叛以及秘密通訊系統被中方滲透，現在正在努力重建中。
報導指出，2010年至2012年間，至少有30名中情局在中國的干員被中國國安部拘留，大多數人遭到監禁，至少有1名幹員在北京一棟政府大樓內，在一群中方安全人員的面前“被處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中回應稱，美方一邊反覆散佈所謂中國間諜、網絡攻擊的虛假信息，一邊毫不掩飾地宣稱要針對中國開展大規模情報活動。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國家安全。
透過情報顛覆國際體系
《外交事務》7月19日刊登評論表示，隨著俄羅斯在入侵烏克蘭前夕宣布與中國建立“無上限”夥伴關係，普京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正試圖顛覆國際體系，而且他們嚴重依賴情報機構來實現這一目標。俄羅斯和中國的情報機構利用美國過去投注大量資源在反恐而分心的情況下，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破壞西方民主，並極盡可能的竊取最多的科學和技術秘密。
該評論說，本身就出身自前蘇聯情治單位克格勃（KGB）特工的普京，將俄羅斯視為軍國主義黑手黨政權。他依賴一些擁有情報和軍事背景的“西羅維基”集團，該詞在俄語的意思是“強力之人”，指的不是單一商業集團公司，而是由軍隊、警察、司法、特務部門的指揮官抱團組成的權力團體。報導說，在克里姆林宮的技術官僚中，絕大多數的人都有這樣的背景。
中共的間諜機構則是採取“集全社會之力”的方式來蒐集情報。他們蒐集人、網絡和信號情報，同時還利用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公開來源。中國共產黨還強迫中國企業在有要求時與情報機構合作，從而將間諜活動和收買融為一體，結果是形成了獨一無二的中共重商主義威權模式。一場由新技術倡導的新間諜戰爭正在展開。
台灣國家安全局外圍智庫亞太和平基金會執行長董立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一個間諜組織。”
他表示，中共一方面在其黨章裡面就有規定所有的黨員都有負責向黨報告的義務，而這裡所謂的報告就是將看到、聽到的一切事情都向黨報告；另一方面，不論是俄國還是中國的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地下組織，因此即便中共建國以後，它還是承襲了這一套觀念和作法給政府裡的所有部門和人員。
全方位間諜活動
董立文表示，中國的間諜活動是“全方位”的，每一個政府部門、機構都根據其所負責的事務進行間諜活動與滲透。比如中國的教育部在跟海外進行教育合作或文化交流時也同時在做情搜，“孔子學院”和“千人計劃”都是很好的案例，其他的政府部門和各單位都可以“依此類推”。
董立文說，在1991年冷戰結束後，整個世界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用三個詞來概括就是全球化、網路化和科技化。全球化指的是人員、資金、技術、商品和資訊的跨國界大規模流動，中國也趁此將間諜活動參雜在這五大要素中，通過全球化讓中國的間諜網遍布全世界。而隨著中國崛起，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和融入全球經濟的能力更甚於俄羅斯，中國間諜網亦是。
董立文表示，在2018年以前，美國情報圈最大的任務目標是反恐，因此美國把絕大多數的資源都投入在反恐戰爭，結果造成了中國間諜崛起。一直到2018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川普才開始覺醒，公開宣示自此美國的情報圈都要把應對中國和俄國放在首要位置。
中國列首要威脅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今年發表的《2023年美國國家安全全球威脅評估》，將中國列為首要威脅。這項報告關切中國威脅的七類活動，包括結合政、經、軍等各種力量強化共產黨統治，透過“一帶一路”等倡議擴大全球影響力；擴大軍事投射能力；調整核武政策與擴大洲際彈道導彈能力；建立太空站，追求成為太空領域的世界領導者；擁有強大的網路攻擊能力，利用網路監視人民；塑造中國正面形象並弱化反中勢力的“惡意影響力”。跟去年相比，今年另新增第七類“科技與經濟”的威脅類別，包含投入科技自主、獲取美國軍民先進技術、控制全球關鍵產業供應鍊等。
分析人士說，這反映出美國對中國威脅的擔憂程度不斷增加，中國透過竊取美國軍事和民間科技與智慧財產權的方式，意在削弱美國的各種優勢，最終的目的是要挑戰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鍾志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情報戰基本上就是透過情報的蒐集、研判跟運用三個步驟，來達到其特殊的政治目的。情報與反情報是一體兩面，從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發布的《反情報戰略》報告可以看出，美國防止間諜活動的五大戰略目標為：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減少主要供應鏈受到威脅、打擊不公平利用美國經濟的行為、保護美國民主不受外部影響，以及打擊外國情報機構的網路活動和技術活動。
鍾志東表示，換句話說，美中科技戰其實就是另一種美中情報戰，美國在關鍵技術上設下層層障礙，為的就是不讓中國輕易取得尖端技術而傷害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現有優勢。
鍾志東還說：“以前的情報相當程度是依賴人滲透到相關的組織裡面去獲取相關的情資，可是現在一個很大的變數就是科技。”
全社會途徑反制
他說，現代情報戰的新課題是情報的來源不再只從傳統的政府部門和外交人士的“公領域”而來，更多的是來自於“私領域”的商業部門，比如民間的商業衛星公司，和包括中國特有在世界各地成立的“海外警僑站”和華人社群等。這也意味著美國的反間諜行動必要須採取“全社會途徑”，將公領域和私領域整合，並強化運用私人商業情報的能力。
台灣中共研究雜誌社特約研究員楊太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現在的情報有90%到95%來自公開的開源情報，其餘的10%到5%靠的是內線情報，也就是所謂的人員情報。
他說，中共除了透過西方公開的碩博士論文、期刊雜誌、報紙、廣播、電視進行情搜外，現在更多的是從網路或者搜尋引擎、社交媒體而來，透過大數據和AI人工智慧進行分析，再篩選出有用的資訊。
不過，科技雖然讓情搜變得容易，但如何辨別真偽也變得更加困難。分析人士說，雖然蒐集封閉警察國家的情報，對於民主國家而言是一項很大的挑戰，因為中國可以透過美國的開放網絡與言論自由，散佈假訊息並輕易取得西方世界的開源資料，但中國的封閉式網絡卻連外界現在要付費下載中國期刊資料都不可得，雙方存在著“情報不對等”的現況。
獨裁者困境
但鍾志東表示，自由世界也不用太悲觀，因為“獨裁者困境”是警察國家的一大致命傷。所謂“獨裁者困境”意旨獨裁者身邊的人為了阿諛奉承而不敢講真話，因此提供給獨裁者的資訊都是他想要的而不是真實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即使普京是人稱的間諜大師，但實際上卻因一系列情報失敗而讓俄羅斯至今仍深陷戰爭泥淖。相反地，美國和英國的情報機構成功拼湊了普京的戰爭計劃，並將其公開化，讓俄國的軍事行動失去了突發性和隱蔽性，並製造了俄國內部分裂。
鍾志東說，習近平的獨裁程度比普京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中國情報單位在提供給習近平的資訊也很可能是扭曲而不真實的，這讓中國變得不可測而充滿危險。
台灣亞太和平基金會執行長董立文表示，自由民主與極權專制兩個陣營在對陣的時候，民主國家最大的優勢就是擁有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的普世價值，這也是專制國家最脆弱的地方，因而時常發生內鬥。過去中共的貪官外逃最多的地方就是美國，因為中共官員也知道美國是一個有人權法治的國家，所以美國要明確地向中共叛逃者保證他們的人身自由和財產安全，讓更多的志願者叛逃到美國，美國也能藉此獲取更多的內部情報。
此外，資料庫也一直是數位極權國家的弱點，因為中共利用天網等工具對全國人民進行嚴密監控，所以只要能進入到它的資料庫，全中國人民的資料，包括習近平，可以說是無所不知。
不過，楊太源提醒，即使在科技發達的同時，“自己人”的保密工作仍是相當重要。美國先前之所以會在中國遭受這麼大的傷害，很可能就是因為沒有很強的內線去支撐，而過分依賴網絡或是微信等公開的照片，以致於沒辦法了解對方的決策邏輯，進而造成研判上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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