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高級官員最近對中國的訪問都沒有取得任何突破性進展。雖然拜登政府官員繼續強調與中國交流的重要性，但包括一些美國國會議員在內的人稱拜登政府的對華接觸是“殭屍”外交。中國也表示，美中關係正經歷嚴重困難。這是否代表美中之間只能走向“零和”了？
軍事“零和”與“安全困境”
美國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John Kerry) 7月19日結束了在中國的會談。除了同意繼續保持密切接觸外，美中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協議。此前，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財政部長傑尼特·耶倫(Jenet Yellen)對北京的訪問，也沒有取得任何突破。美國最希望與中國進行的軍方之間的交流依然為零。
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約翰·阿奎利諾(John Aquilino) 7月18日在阿斯彭安全論壇(Aspen Security Forum)上說，過去兩年來，他與他的中國同行只進行過一次視頻對話。他曾經向中國東部戰區和南部戰區的司令員提出過對話的要求，但是他的要求要麼被置之不理，要麼被拒絕。他還曾嘗試邀請中國防長李尚福出席8月份在斐濟舉行的年度國防部長會議，但遭到了中方的“無視”。
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也提出與李尚福在6月初舉行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會議上會晤，但中國以李尚福尚在美國的製裁名單中為由，拒絕了奧斯汀的會晤要求。去年8月，美國時任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問台灣後，中國宣布暫停與美國在多個領域的雙邊合作，包括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中美氣候變化商談，中美打擊跨國犯罪合作以及中美禁毒合作。
一些人認為美中已經陷入“冷戰”，另一些人認為目前的美中關係與美蘇“冷戰”不同，但是也不得不承認，在軍事領域，兩國關係基本上為“零和”。
約瑟夫·奈(Joseph Nye)是阿斯彭安全論壇的共同主席，也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他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上一個有關美中關係的論壇說：“在軍事競爭的頂層，確實像冷戰時期。我們和蘇聯人的軍事競爭接近於零和。不過，在這一點上，美國人仍然是佼佼者，是全球的軍事力量。中國正在快速崛起，但它不能像我們一樣，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抵禦軍事力量。”
他把美中競爭看作是在三層立體棋盤的競爭，軍事關係位於最高層—第三層；經濟關係為第二層；兩國在氣候變化和其他跨國挑戰上的關係為第一層。他認為，目前的美中關係從整體上來說算不上“零和”，因為在第一層和第二層美中依然有合作的空間。
約瑟夫·奈認為美中之間是“非零和”關係的第二個理由是美中互相不構成生存威脅，因為美中對彼此來說都是“太大了，而無法侵略或是改變”。但他又警告：“唯一讓彼此變成生存威脅的可能就是我們錯誤地陷入戰爭，而這個也不是不可能的。到那個時候，你（兩國關係）就會從‘非零和’走向‘零和’”。
兩國軍方高層沒有交流，而雙方軍機和軍艦越來越多的近距離接觸令人擔憂。今年5月，中國一架戰鬥機從一架美國飛機前掠過，可以看到戰機飛過引起的氣旋造成美國飛機劇烈晃動。 6月，一艘中國軍艦在台灣海峽差點與正在執行美加聯合任務的美國驅逐艦碰撞，當時兩艦相距不足150米。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葛琳娜(Naima Green-Riley)說，兩軍高層一直無法對話令人尤其擔憂。
“這是一個問題，因為確實有這些險些發生的狀況。軍機和軍艦距離如此之近，而掌舵的又是年輕人，他們可能會頭腦發熱，導致我們陷入不想要的衝突。你需要在頂層有這樣的溝通。我認為這是個大問題，在某個時候，必須處理的（問題），以允許這些類型的對話進行。”
作為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組織的美國學者代表團的一員，葛琳娜剛剛結束了對中國的訪問。在對美中關係最攸關的台灣問題上，她說，拜登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表態令她擔憂，包括“不支持台獨”的表態，不會被中國人接受。她說，她與中國精英的接觸令她感到，中國人認為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言行不一；第二，由於美國多元體系，行政部門並不能控制其他部門的說法，即使拜登政府有表態，中國精英依然會認為美國好戰，並支持“台獨”。
6月29日，美國國防合作安全局宣布了總額為4.4億美元的對台軍售行動。這也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第10次對台軍售。在被問到，美國希望把台灣打造成“豪豬”的戰略能否對中國形成有效威懾時，葛琳娜認為，在台灣問題是美中的確存在經典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美國現在所做的每一步都會被中國視為“好戰”。
“小院高牆”和“我必犯人”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認為美中關係並非“零和”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兩國在經濟上依然有巨大的聯繫，但是，美中經濟關係目前也面臨巨大的挑戰。拜登政府和國會共和黨人都有一種共識，美國需要與中國在關鍵的經濟領域“去風險”。
用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的話說，美國需要在關鍵技術領域設置“小院高牆”的戰略。沙利文今年4月在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發表題為“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地位”的重要演講。在演講中，他表示美國正在用“小院高牆”(small yard, high fences)來保護我們的基礎技術。也是在那次講話中，沙利文借用了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說法，美國尋求與中國“去風險”而不是“脫鉤”。
7月21日，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上，沙利文再次解釋了“小院高牆”的意義。他說，“所以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繼續關注‘小院’內應用於國家安全的基礎技術，我們將繼續證明這一點，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絕大多數貿易和交流將不會受到這些國家安全應用的影響。但我們也不會迴避基本的東西，即美國及其盟國的技術不應被用來破壞美國及其盟國的安全。因此，我們將繼續對涉及國家安全和軍事應用的技術進行非常有針對性、非常具體的限制，並做出嚴謹、仔細、有條不紊的判斷。”
他說，去年美中貿易的增加，以及美國企業依然在中國市場獲利都顯示，“小院高牆”針對的範圍真的很窄。
但是前美國駐歐盟大使，商業圓桌主席克里斯滕·西爾弗伯格(Kristen Silverberg)擔心，“小院高牆”很難做到，最終會波及更廣泛的經濟領域。
“這很難做到。一是很難確立限制的原則。如何界定這些技術，而中國體系（軍民兩用技術）的性質使其更加困難。第三，還有（中國的）‘針鋒相對’。美國可以嘗試降低風險，但隨後會引發反應，導致更廣泛的脫鉤。”
7月19日，中國駐美國大使謝鋒參加阿斯彭安全論壇的專場對話時已經明確表示中國要對此作出報復措施。他說，如果美方繼續實施新的對華製裁，中方面對挑釁不會袖手旁觀，將會予以回擊。他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有報導說，拜登政府有可能會在8月底出台一系列針對中國尖端技術投資的限制政策，並稱這些政策可能會禁止在半導體、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對華新投資。高層官員說，目標是在美國9月的勞工節前完成對行政令的審查。去年10月，拜登政府實施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國獲取先進芯片的能力；白宮稱這些芯片可用於製造武器、侵犯人權並提高其軍事後勤行動的速度和準確性。
中方已經採取了報復措施。今年5月，中國對美光公司發布了禁令，隨後又決定自2023年8月1日起對鎵和鍺兩種關鍵金屬實行出口管制。
商業圓桌主席西爾弗伯格擔心，美中“以牙還牙”式的競爭，最終會導致“餡餅變得越來越小”，從而出現“負和”境況。
“我們知道在‘零和’的情況，餡餅的大小保持不變，問題只是誰搶到了哪塊而已。但在一種情況下，餡餅會縮小，競爭的本質意味著安全性和繁榮度都會降低。”
是否“零和”，由中國決定？
雖然拜登政府近兩個月對華密切接觸遭到了國會和其他一些人批評，國務卿布林肯7月21日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上還是為其進行了辯護。
布林肯說：“我認為這些接觸、這些溝通是必要的，事實上，不去做這些是不負責任的。如果我們確實在努力取得進展--不僅是為了防止競爭演變成衝突，而且是為了在我們有共同利益的某些領域尋求合作的方式-- 我們不是嘗試這樣做，那是我們的責任。”
他以芬太尼為例，解釋美中進行合作的重要性。布林肯6月訪華的一項“成就”就是兩國同意在堵截芬太尼貿易上成立工作組。
氣候變化是美國尋求與中國合作的另一重要領域。美國氣候變化特使克里的訪問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據報導，克里此次對中國方面要求，討論氣候議題應當與政治議題分開。克里稱，氣候變化是一個“普遍威脅”，應該與更廣泛的外交問題分開處理。
但是，分析人士擔心，中國不會分開處理。克里也曾表示，他與中國官員的會談富有建設性，但很複雜，雙方仍在處理包括台灣在內的政治“外部因素”。
美國前貿易代表、外交關係協會主席邁克爾·弗羅曼(Michael Froman)認為，美中能否合作，是否“零和”關係取決於中國的選擇。
“我認為美國的做法實際上非常微妙，表明我們將在某些領域進行競爭，在哪些領域有合作的可能，在哪些領域會有潛在的衝突，需要管控。我們把兩國關係的各個要素都分開了，這與冷戰中我們對蘇聯不一樣。那個時候，聯動是主要的發展方式，每個問題都與其他問題相關。現在是中國人這樣回應：我們不太願意談論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除非你表明你願意接受我們對台灣或南中國海關鍵利益的看法。”
前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今年3月初在《華盛頓郵報》主辦的一場線上討論會上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說，中國對與美國在打擊毒品、預防大流行病、應對氣候變化、反核擴散等問題上的合作並非真的有興趣，他們更傾向於把合作當成槓桿，迫使美國在台灣等中國視為核心利益的問題上讓步。
他說：“奧巴馬政府、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都努力過，在我們認為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對全人類都有利的問題上就合作展開對話。但是北京並不希望這些對話有實質性的進展，或者北京想利用我們在這些對話中的興趣作為槓桿，讓我們在那些我們看來與合作領域毫無關聯的問題上做出讓步。”
美國的最終目標：顛覆共產中國還是與之共存？
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還被問到美中競爭的終極目標是什麼？對此沙利文回答說，美國並不尋求“結束”中國，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與中國共存。
他說：“我們將不得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存，中國將永遠是世界格局的一部分。作為大國，我們將必須學會共存。這是我們（對華）策略的基本戰略前提。我們尋求的不是結束一個國家，而是建立一個穩定的國家，一個從根本上有利於美國以及我們的盟友和夥伴的利益和價值觀的穩定國家，因為我們認為這樣世界會更加穩定、繁榮和安全。”
他說，美國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基於與中國共存的目標。不管是應對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和平時期軍事建設，以及在關鍵供應鏈方面擺脫對中國的依賴，以及與盟友聯手，共同對抗來自中國的侵略、脅迫和恐嚇等。
不過，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的葛琳娜指出，雖然美國的“左派”和“右派”都同意中國對美國形成威脅，令人擔憂，必須要應對，但對如何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共和黨和民主黨有所不同。
美國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主席，共和黨籍眾議員邁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就認為拜登政府與中國的接觸是“殭屍”接觸。 7月20日，特設委員會還特別舉行一場聽證會，討論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加拉格爾在聽證會上說，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對中國的強硬的措施本來不錯，但是這些行動被拿去作為“殭屍接觸政策的犧牲品。”
葛琳娜指出，甚至拜登政府內部並沒有形成共識。她說：“有些人的目標非常寬泛，與意識形態有關，與反擊獨裁主義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有關。有些人的觀點相對狹窄一點，只是希望保護美國利益、加強美國的工業和經濟，以對抗有著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和能力的中國，並與之競爭。”
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說，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應該與冷戰中的美蘇不同。美國對前蘇聯的遏制戰略，激化了蘇聯內部的矛盾，從而導致了它的最後垮台。他說，但是中國不同，中國如果垮台，世界是否更加安全是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如果美中發生戰爭，這場戰爭將會曠日持久。所以，美中關係的最終目標應該是“管控型競爭”還是“合作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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