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最新的民調顯示，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應為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承擔責任，為疫情給美國和世界造成的巨額損失作出賠償。
美國民意調查公司“拉斯穆森報導”（Rasmussen Reports）本星期發布的一份民調顯示，60%的受訪者認為，中國至少應該部分地賠償新型冠狀病毒所造成的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
該公司此前也曾就同一問題在可能投票的選民中進行過兩次調查。在三月份的第一次民調中，認為中國應支付損失人佔42%，在7月底的調查中，持相同觀點的比例上升到53%。
在這場全球病毒大流行重創之下，美國已有1千1百多萬人感染，超過25萬人喪生。疫情的蔓延還令本來高速發展的經濟迅速放緩並引發了大量失業。
此前也有類似民調顯示，大部分受訪美國人認為中國政府應對新冠病毒的傳播負責。非營利組織“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und）和民調機構YouGov今年5月份對1382名美國成年人的調查發現，約一半（51%）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政府應對受疫情影響的國家進行賠償。
中國政府一直堅稱，武漢首先出現疫情報告不等於就是病毒源頭，並堅決否認中國在初期隱瞞疫情。
拉斯穆森這項在11月15和16日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的調查顯示，認為中國不應賠償的人只有24%，另有16%的人還沒有決定。
華盛頓智庫“卡托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道格·班多（Doug Bandow）說, 美國疫情遲遲得不到控制是導致人們對中國越來越不滿、希望向中國索賠的一個因素。
他說：“另一個因素是，特朗普總統和拜登副總統在競選期間都曾抨擊中國，指責對方對中國過於軟弱。這也可能助長了美國的反中情緒。“
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國際法專家伊凡娜·斯特德納（Ivana Stradner）說，中國在疫情爆發初期沒有及時向外界通報，現在全世界一百多萬人死於這一病毒，人們向中國追責完全在意料之中。她說，當年2003年薩斯病毒也是在中國爆發的，中國政府從未被追究法律和道義的責任。
她說：“很多人認為現在是他們（中國）應該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的時候了，因為他們擔心中國可能會再次給世界造成類似悲劇。”
目前美國民間至少有四起針對中國的集體訴訟。佛羅里達州伯曼法律事務所（Berman Law Group）在該州南區聯邦法院提起的訴訟指稱，中國政府未能在疫情爆發初期遏制住病毒，讓該州居民蒙受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此外，中西部的密蘇里州也就新冠病毒的損失向中國政府提起民事訴訟，指控中國政府官員壓制信息，逮捕吹哨人。該州政府說，他們估計該州企業及居民因為這場大流行病所蒙受的損失可能達數百億美元。
但在另一方面，觀察人士指出，這些訴訟很難會真正令中國政府支付任何賠償。曾任美國前總統裡根特別助理的道格·班多說：“我很想讓習近平賠償，但是沒有辦法可以做到。現在的問題是沒有一個有效的途徑。”他說，人們雖然都在指責中國，但是無法想像會有什麼辦法能讓中國賠償任何經濟損失。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國際法教授詹姆斯•卡拉斯卡（James Kraska）說，不論從國際法、還是國內法的角度來說，讓中國政府支付賠償都面臨一些難以逾越的法律障礙。
他說：“在國際法中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而美國的法律中也規定有主權豁免。我們無法針對主權國家提起訴訟，所以這些案子只能走走過場，不太可能會有令人滿意的結果。”
美國在1976 年通過《外國主權豁免法》，規定了主權國家及其財產享有另一國法院管轄豁免的一般規則，成為世界各國相互主權豁免體系的一部分。
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斯特德納說，即使有的案子可以繞過這些法律障礙，中國政府也很可能會對法庭的裁決置之不理，使這些案子的裁決面臨執行的問題。但是她同時也表示，這並不意味著這些訴訟就沒有意義，美國仍然應該在國際法庭起訴中國。
她說： “美國可以在國際法庭要求中國對其政府瀆職過失承擔法律責任。美國應該利用這些案子向人們指出中國政府沒有遵守國際義務，揭露出中國的所作所為，其中包括對世界衛生組織在疫情問題上維護中國利益的行為展開調查。”
伯曼法律事務所在有關起訴中國政府的聲明中說，中國等國家在一般情況下會因主權豁免原則免於被追責，但是，他們在訴狀中指出，該法律中包括有關於侵權和商業行為的例外條款，而這些條款使美國的聯邦法庭具有針對此案的管轄權。該律師事務所的一名律師在聲明中說，中國在美國有大量的資產，“有很多渠道可以向前推動此案，而向中國在美國的商業利益施加壓力是其中之一。”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國際法教授、美國智庫之一“外交關係協會”的卡拉斯卡說，在有一種情況下針對中國企業的訴訟有可能成立。
“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如果有一家中國國有企業，這家企業是中國政府的一部分，那麼可以在訴訟中將這家企業的財產包括在訴訟中。如果這家企業在美國有資產，他們的資產就可以包括在訴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