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疫苗在中國和世界多國開始施打，中國進入後新冠疫情時代。大流行病對中國經濟造成巨大打擊，就業市場形勢十分嚴峻。最近，當局出台了一系列穩就業政策，其中之一便是鼓勵城市高學歷人才向農村轉移。五、六十年前在中國掀起的狂熱的“上山下鄉”運動似乎有捲土重來之勢。
“上山下鄉”運動始於上世紀50年代、發展於60年代中期、終於70年代末，當時在中共的號召和組織下，上千萬的城市知識青年被送去“支援”農村和邊疆。遠赴他鄉無歸期、中斷學業無教育的“上山下鄉”運動成為那一代人的夢魘。
時隔半個世紀，“上山下鄉”似乎出現重啟的跡象。 2020年秋季，中共7部委同時發出“大學畢業生到城鄉社區就業創業”的鼓勵。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21年2月23日又發布有關“關於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
同時，中共各大官媒及知名學者也紛紛為重啟“上山下鄉”運動吹風造勢。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的中國歷史研究院在2020年12月22日刊文稱，“上山下鄉”運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壯舉”。北京大學教授於鴻君也發文呼籲政府重啟“上山下鄉”。中國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指出，應屆生到城鄉社區創業換言之就是到基層工作。
現代版下鄉南轅北轍
自2019年中，中國共青團就印發了《關於深入開展鄉村振興、青春建功行動的意見》，計劃將在2022年前動員上千萬大中專學生下鄉，參與農村發展建設。
何先生大學畢業後，父母便在天津老家為他安排了穩定的國企工作，但他因為年輕氣盛不滿國企單位的安逸工作，辭職決定參加人才下鄉計劃，去農村鍛煉自己。
他說：“我大學學的是經濟學專業，當時家裡面（幫助），在城市裡擁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我呢，因為年輕有闖勁，總覺得發揮不出來自己的能力，因為（工作）太安逸了。所以我就辭職了，當時正好趕上天津這邊有一個考試，招募高學歷人才去下鄉，去實現、完成國家一些政策，比如鄉村振興等。當時我想的是趁著我年輕，有乾勁兒，可以在農村這片土地大有作為。”
如願“落戶”農村的何先生並沒有想到，自己堂堂名牌大學畢業生，通過層層篩選進入鄉鎮後，卻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用，這讓他不僅有些失望。
他說：“在我就職後很長一段時間，而且是我們這批人，當時的情況就是我們並沒有得到應得的重視。畢竟我們相對於其他（鄉村）政府普通職工來說，我們是有高學歷的。上面把我們招募過來之後，我們並沒有分到我們最開始考試時的那個崗位，而是像普通職工一樣放到各個部門去完成簡單的工作。”
兩次運動殊途同歸
毛澤東時代的“上山下鄉”，從中共的理論上是為了縮小“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但實際上“上山下鄉”的目的除了表面上為了解決文革帶來的嚴重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將“革命熱情未減、思想依舊活躍”的知識青年趕出城市以鞏固政權。
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中共黨史及文革史學者宋永毅對美國之音表示，無論“上山下鄉”是毛氏還是習氏，他們的相同點都是通過把知識青年趕到農村去，使知識分子或者知識青年農民化。
他說：“知識青年也好，知識分子也好，獨立思想就多一點，因為他們有知識，有知識的優勢。那麼不管是毛澤東還是習近平，他不希望這些人有獨立的頭腦，就送到農村去，那就是農民化。知識分子的農民化就文明來說是一個倒退，就他統治來說是一個加強，因為他要管住人民的腦子才行啊。”
宋永毅認為，習近平以經濟問題來游說重啟“上山下鄉”鬧劇，他說：“馬克思有句話，就是說歷史上的那些事件第一次出現的時候，他常常還是一個正劇，但是當它第二次出現的時候，它就是一個鬧劇或者說是一個喜劇。你現在就可以看，習近平不停的在搞鬧劇搞喜劇。因為你想上山下鄉毛澤東搞得時候，那是幾千萬人上山下鄉，而且他還振振有詞，他說這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個已經破產了，大家都知道毛澤東那時候胡搞嘛。搞得是天怨人怒，那麼最後就取消了，現在習近平還要搞這個東西。”
宋永毅補充道：“毛澤東那個時代他還有經濟問題，他當時之所以把那麼多知識青年、紅衛兵趕到下鄉去，除了他不好控制以外，還有經濟上有問題，大量的人在城市不能就業，因為文革把經濟搞得一塌糊塗。現在的經濟沒有糟糕到文化大革命那個程度吧，那可見習近平把控制人們的思想，尤其是他把知識分子、知識青年的農民化放在他的首要地位。”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獨立學者吳祚來則認為，新老“下鄉”的政策目的一致，都是要“把這些人打發到邊遠地區去，緩解中共的壓力。”
承諾好的補助和未來呢？
除了覺得自己“一身武功卻無用武之地”，何先生事先還了解到參與人才下鄉計劃會有或多或少的補貼和良好的配套條件，甚至對自己未來的仕途有些許的幫助。
但現實情況與何先生的願望大相徑庭，他說：“我們的工資和待遇不是很高，可能會比普通的公務員都差一截，沒有說因為針對我們的崗位有一些特殊的補助，沒有，我們現在的待遇只能勉強維持我們的正常生活。”
中國的鄉村振興計劃實際上在幾年前就已經啟動，但大多數還是以公益性的幫助和扶持為主。可人才的不斷流失使當局意識到，完善實打實的補貼等實惠性政策才是讓人才紮根農村的關鍵。
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劉永好就曾提議：“通過補貼和配套條件建設，實施‘農業人才下鄉’計劃，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據統計，大學生村官掛職期滿後，90%面臨重新擇業、後期管理安置的問題。大學生村官在推動階段獲得了一些政府承諾，如解決戶口、優先安排上研究生等。
很多決定參與人才下鄉計劃的應屆生選擇將“上山下鄉” 當作跳板，然而，政策下不來、補助跟不上、實施能力差，人才下鄉後發現事與願違選擇離開也無可厚非。
何先生說：“我剛開始從事這項工作的時候，我們下到鄉村的時候，我們是不被老百姓們認可的，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是去鍍金，因為在他們眼裡，我們這種高科技、高學歷人才是不會長期留在農村的，他們覺得我們在這兒停留一兩年之後就會被政府調走或者提職，他們不願意跟我們說一些真心話，讓我們去融入他們的生活中，所以說這就造成我們工作上的一些困難。”
村官兒不好當 農民要錢不要人
當何先生正式開始接觸村中建設的點點滴滴時，他意識到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無法與老鄉溝通。教育、文化環境的差距導致村官兒和村民這兩群來自不同世界的人出現嚴重的意識形態分歧。
何先生說，農民有著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他們不願意通過城市人才帶來的先進技術和思想改變生活，他們更希望等著政府救濟補助自己。
他說：“在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我想用我在大學所學到的一些知識幫助農村的建設，幫助農民脫貧，教會他們怎麼去利用新時代、高科技的方法去實現脫貧致富，我想這也是國家發起政策號召的原因。但是大部分農民的固守思想是等著政府的補助和救濟來解決一時的貧窮，實際上並不能在本質上解決他們的貧窮。”
新舊“上山下鄉”面臨不同困境
歷史學家葛劍雄先生說過，上個世紀中國的“上山下鄉”那不叫青春無悔，那是青春無奈，沒有選擇的。不得不承認，新一代知青們確實擁有了選擇權，但他們需要面對的是新時代的問題。
張女士是文革時期近2000萬“上山下鄉”隊伍中的一員，到山西插隊的歲月讓她刻骨銘心。她表示，現在人才下鄉面臨的困難與當年不同。文革時期的知青需要面對的是生存問題，現在則需要對付的是人心。
她說：“我們真的到了中國最底層的農村，接受了農民最淳樸的感情教育和最艱辛的生活生產條件的教育，才知道了農民的不容易，知道了糧食來之不易。在農村這幾年，讓自己知道了中國廣大農村（農民）生存的基本生活狀況，和他們的經濟條件，人情往來，和他們淳朴善良的真善美的真情實感。”
張女士表示，之所以有這種感覺是因為當年知青單純，老鄉淳樸。但幾十年來，中國經歷了文革、改革開放，人心變化太大了，國人的經濟條件和文化知識、生長環境的變化讓整個社會國民素質下降了。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獨立學者吳祚來則認為，新老“下鄉”的政策目的一致，都是要“把這些人打發到邊遠地區去，緩解中共的壓力。”
老知青的感概
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知青被迫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最為痛苦的不過是家園離散、骨肉分離，
張女士回憶道：“我是16歲離開北京的，當時北京市政府有號召，我初中才畢業，家裡父母來講非常反對，當時要去山西曲沃，是（當時）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的老家。難忘的是當時上北京火車站的時候，當時走的時候我們將近1000人，北京市政府專列讓我們去的山西，直接去的山西侯馬火車站。全家送我們，全校老師同學都去送的。北京火車站8月5號上午10點鐘發車的時候，車站可以說是一片哭聲。”
她接著說：“然後我去了半年之後，我母親去山西，想我想得不行，差點兒神經失常了。”
以當下中國的經濟條件，回家與家人團聚相比文革時期確實容易很多，但村官兒何先生則反映，鄉村基層工作繁雜，節假日週末根本不可能回去，必須要在村子盯著。
另一方面，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最為人詬病的是知青的教育斷檔。多數知青下鄉時僅僅是初中教育水平，中斷教育的他們最終在高速發展的中國社會中淪為底層。
張女士說：“因為我們16歲初中畢業之後到農村之後就沒有再學習文化知識，有一部分人，相當少的一部分人自己還在那兒看書啊。然後回到城市以後，跟城市裡的一些工種不銜接這樣的情況也確實存在。尤其改革開放以後，很多人被淘汰了，沒有文化知識跟不上時代，最後乾一些社會底層的（工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