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問題專家傅高義近日在香港舉辦的一個有關鄧小平與中國外交的講座中說﹐鄧小平的外交理念至今仍然適用。這位學者還對他所持的應平衡看待六四鎮壓的立場進行了辯護。
*鄧外交思維至今仍適用*
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Ezra F. Vogel)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以“鄧小平和中國外交”為題演講時說，鄧小平所主張的外交思維至今仍然適用。
傅高義說﹕“即便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甚至可能十年內在GDP方面超過美國，我想他還是會認為，跟其他國家保持良好關系、致力于國內的發展，對中國來說仍然是最好的外交政策。”
傅高義說﹐現在中國內部有人認為﹐中國應該采取更為強硬的態度去爭取國家利益﹔同樣﹐五角大樓的官員也會在美國國會爭取預算時聲稱需要應對中國的敵意。但他認為﹐每個國家的軍力都是為了保障本國的安全﹐必須對可能出現的情況作出準備﹐但作為國家領導人﹐則應該具有更廣闊的視野，考慮到國家的整体利益。
傅高義說﹐鄧小平如果在世﹐仍會認為奉行與它國保持良好關係的外交政策符合國家整體利益。
*傅高義﹕美國亞洲政策沒有驟變*
談及美國的“重回亞洲”政策﹐傅高義認為美國國內媒體在這方面的報道有誇大之嫌﹐而部份政治人物也希望表現出他們在採取某種與過往不同的政策。傅高義說﹐其實美國的亞洲政策沒有重大變更。
傅高義說﹕ “可以看到多年來(美國)投入到亞洲事務的人力一直在增長。所以這並不是突然間發生的重大轉變。美國早在八十年代就開始談論‘亞洲世紀’﹐開始更為重視亞洲。所以美國對亞洲的關注並不似某些報紙所描述的那樣發生了突變。”
傅高義花費10年時間撰寫的鄧小平傳記《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於去年9月出版。華盛頓郵報前駐北京記者潘文(John Pomfret)在書評中寫到﹐這部匯集了大量訪問及資料的傳記﹐清晰地記錄了中國由極權主義下的落後狀態發展成為當今的強國的變革過程﹐是至今最為清晰和全面的記載。
但是傅高義在書中對於鄧小平鎮壓1989年民主運動所表現出的同情態度受到許多西方學者的批評。
*方勵之﹕傅高義版鄧傳無視中國人權*
現居美國的中國當代民主異見人士方勵之在去年11月10日出版的《紐約書評》雜誌上刊載的“真實的鄧小平”一文中也批評說﹐傅高義的鄧小平傳記“系統性地不考慮中國人權問題。”
方勵之批評了傅高義所著傳記中有關“天安門悲劇”章節中所持的觀點。
傅高義在該章節中寫到﹕“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的20年內，中國享有了相對的穩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驚異的經濟增長。．．．與1989年相比，當今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舒適得多。”
方勵之在書評中說﹕“這些話顯示了傅高義基本上贊同中國共產黨宣傳部在過去20年內一直宣傳的論點，即“穩定”和經濟發展證明，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天安門鎮壓是合理的。”
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後﹐傅高義被再度問及相關問題。他為自己的觀點作出辯護。
*傅高義﹕應平衡看待鄧小平貢獻*
傅高義說﹐他能理解那些曾親眼目睹天安門事件的記者對此事的憤怒，而那種憤怒已經足夠去掩蓋鄧小平的所有功勞﹐而他對發生那樣可怕的事也有同感。
但是傅高義轉而說﹐要平衡看待鄧小平所作出的貢獻﹐也需要平衡看待他的強硬態度。他說﹐當權者有時候為了維持秩序需要用鎮壓手段。有時候沒必要﹐有時候過了頭。但從外部也好﹐內部也好﹐這都是一件難以評判的事。
傅高義以托馬斯‧傑佛遜和喬治‧華盛頓為例，稱他們也曾擁有很多黑奴，無視人權，是可惡的人。他認為從人權方面對美國開國之父作出那是一種評價是公平的﹐但如果談及他們在歷史上的貢獻﹐則應另當別論。
傅高義說﹕“鄧小平在1989年的鎮壓是事實。他是個強硬的人。他或許沒有儘可能多地引入的民主。但是他在中國從一個非常貧窮和困惑的國家轉變為一個億萬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的有秩序的社會發揮了重要作用。”
傅高義的鄧小平傳記中文版將由香港中文大學於今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