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 —
負責統戰工作的俞正聲這次在新疆的視察被官方媒體說成調研。他在新疆停留期間強調打擊“三股勢力”和暴力恐怖犯罪，確保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他還要求人口超過200萬、準軍事化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更好履行維穩戍邊職能”。新華社報導，26日至30日，俞正聲跟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和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王正偉一同調研。
張春賢3月中在北京開完人大政協兩會以後立即返回烏魯木齊，召開幹部大會強調反恐，要堅定“打擊的一手要硬，教育疏導的一手也要硬”的工作方針。有報導說，這顯示張春賢拋棄了入疆初期的“柔性治疆”策略。
幾乎就在張春賢主持這次大會高調反恐的同時，烏魯木齊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區雅山派出所內發生暴力襲警事件，一名少數民族警察遇襲身亡，一名襲擊者被武警開槍打死。在此之前，新疆地區在2014年一月和二月已經發生了至少三次致命的暴力事件，造成28人死亡，多人受傷。 20世紀60年代影片《冰山上的來客》刻畫的解放軍與少數民族原住民之間當年的和睦相處與今天的嚴峻現實正在構成強烈反差。
在華盛頓的世界維吾爾大會發言人阿里木.塞托夫(Alim Seytoff)認為，暴力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而只能使民族關係和社會氣氛更趨緊張。與此同時，這位維吾爾活動人士呼籲，中國政府能夠反思它的那些“高壓嚴打”的民族政策。
他說：“無論是硬的手段，像王樂泉當自治區黨委書記，或者所謂的軟的手段，現在的張春賢所用的這些手段，都不頂用。最終中國問題不是用高壓嚴打來解決問題，因為高壓嚴打多少年了，什麼問題解決了？什麼問題都沒解決。中國政府應該真正地跟西藏和東土耳其斯坦的代表坐下來，和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越打，維吾爾人也好，藏族人也好，越反抗。反抗方式可能不一樣。西藏人在自焚，他們也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自焚。維族人是你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你活。就這麼回事。當然維族人的情況更差，因為維族人是穆斯林。”
眾多穆斯林強調，他們不是恐怖分子。根據伊斯蘭教義，伊斯蘭教是個全面和平的宗教，穆斯林是希望和平的。但是穆斯林也相信，在民族的生命和信仰受到威脅和迫害時，伊斯蘭教允許信徒進行強烈的反抗與征服。
阿里木.塞托夫說：“從1949年到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政府以各種各樣的藉口來打壓維吾爾民族所有– 不僅僅是政治需要，而且是文化上、語言上、宗教上的所有需求。所以，我們不認為暴力能解決中國政府和維吾爾民族的問題。21:52假如昆明事件真的是維族人幹的，當然我們不認為這是對的。你不能襲擊平民，尤其是女的、兒童。這不僅僅是我們不接受，世界人民誰都不會接受的。中國政府必須拿出證據來說明這是誰幹的。”
他還質疑在數十名警方人員陸續進入現場的情況下，蒙面的3男2女二十幾分鐘內砍倒130多人的官方說法，認為可能有重大案情遭到掩蓋。
人權律師浦志強認為，昆明事件實際上是個結果，而不是原因，其深層原因亟待探究。
他說：“這個原因有可能有原教旨主義這種極端宗教的問題，可能也還有個殖民的問題、資源的問題，包括漢族人在中國新疆的一個印象究竟是什麼？ ”
研究新疆、西藏問題多年的北京學者王力雄對美國之音表示，昆明、新疆、北京等地接連出現駭人聽聞的血腥恐怖事件，藏人居住區近年發生上百起自焚事件，中國政府難辭其咎。
他說：“因為政府是管理者、治理者。你把一個國家跟民族的關係治理成這個樣子，當然政府要負責了。我不是說它的動機是什麼。你本身製造出這樣一個現實，那就是你的責任。”
世維會發言人阿里木.塞托夫表示，中共靠槍桿子和筆桿子執政，對包括法輪功人員在內的各族人士進行打壓，連努力彌合民族分歧的維族學者伊利哈木.土赫提都抓起來，遲早會將本來和平的不同宗教信徒逼上樑山，雖然他們的反抗方式不盡相同。
他說：“像維族人、藏族人和其他民族反對的時候，它用槍來解決問題。像我們看到2008年3月14號在拉薩發生的事情，2009年7月5號在烏魯木齊發生的事情，它用槍桿子來對待維族人和藏族人。中國政府89-64以後很少用槍桿子來對待漢族人。但是在7.5事件也好，昆明事件也好，各種事件或者拉薩事件也好，中國政府用它的宣傳機器來抹黑維族人、藏族人和其他所有少數民族，來煽動漢族人的民族情緒，大漢族主義，來打壓維族人和藏族人，因為我們畢竟是少數。是這樣來治疆、治藏、治中國，然後合法化它自己。”
王力雄指出，少數民族地區動蕩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的自治。
他說：“真正的自治必須是基於民主。你在一個專制體制的條件下怎麼能實現自治呢？完全是不可能的。專制和自治完全是矛盾的。”
這位出版過西藏和新疆問題著作的獨立作家呼籲政府調整其民族政策。
他說：“哪怕做一些微小的調整。比如說，它現在不讓（維族）人戴頭巾，不讓人留鬍子。你憑什麼不讓人這樣？ 這些都是最簡單的小事。看起來很小，但對人的尊嚴，對人的感情的傷害多大呀。”
長期觀察中國問題的加拿大布洛克大學的伯頓(Charles Burton)教授指出，加拿大比較成功地解決了一度具有很大挑戰性的國家統一和魁北克獨立之間的矛盾，加拿大實行的聯邦制和民主政治對於和平解決這個棘手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
他說： “雖然有一部分魁北克人還是願意搞一個獨立於加拿大的自己的國家，但是由於我們是聯邦制，還有高度的民主，並且我們讓魁北克人參與我們的高層領導班子裡面，有魁北克人當過總理等等，到現在為止，魁北克人和英裔加拿大人之間的關係還是比較平衡，是吧？並且已經有30多年，魁北克的極端分子沒有以暴力來表示對現行政治制度的不滿。所以，我覺得，可能唯一的出路是中國繼續進行政治改革，給那些新疆和西藏人一定的自治和獨立的空間，並且讓他們有宗教自由，他們的孩子以自己的母語上學，等等。我的意思就是說，他們應該向自由民主國家學習。”
但中國領導人能否採納他的建議，在處理民族自決問題上借鑒魁北克模式呢？這位曾擔任加拿大駐北京外交官的學者說，這是個很大的疑問。
張春賢3月中在北京開完人大政協兩會以後立即返回烏魯木齊，召開幹部大會強調反恐，要堅定“打擊的一手要硬，教育疏導的一手也要硬”的工作方針。有報導說，這顯示張春賢拋棄了入疆初期的“柔性治疆”策略。
幾乎就在張春賢主持這次大會高調反恐的同時，烏魯木齊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區雅山派出所內發生暴力襲警事件，一名少數民族警察遇襲身亡，一名襲擊者被武警開槍打死。在此之前，新疆地區在2014年一月和二月已經發生了至少三次致命的暴力事件，造成28人死亡，多人受傷。 20世紀60年代影片《冰山上的來客》刻畫的解放軍與少數民族原住民之間當年的和睦相處與今天的嚴峻現實正在構成強烈反差。
在華盛頓的世界維吾爾大會發言人阿里木.塞托夫(Alim Seytoff)認為，暴力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而只能使民族關係和社會氣氛更趨緊張。與此同時，這位維吾爾活動人士呼籲，中國政府能夠反思它的那些“高壓嚴打”的民族政策。
他說：“無論是硬的手段，像王樂泉當自治區黨委書記，或者所謂的軟的手段，現在的張春賢所用的這些手段，都不頂用。最終中國問題不是用高壓嚴打來解決問題，因為高壓嚴打多少年了，什麼問題解決了？什麼問題都沒解決。中國政府應該真正地跟西藏和東土耳其斯坦的代表坐下來，和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越打，維吾爾人也好，藏族人也好，越反抗。反抗方式可能不一樣。西藏人在自焚，他們也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自焚。維族人是你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你活。就這麼回事。當然維族人的情況更差，因為維族人是穆斯林。”
眾多穆斯林強調，他們不是恐怖分子。根據伊斯蘭教義，伊斯蘭教是個全面和平的宗教，穆斯林是希望和平的。但是穆斯林也相信，在民族的生命和信仰受到威脅和迫害時，伊斯蘭教允許信徒進行強烈的反抗與征服。
阿里木.塞托夫說：“從1949年到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政府以各種各樣的藉口來打壓維吾爾民族所有– 不僅僅是政治需要，而且是文化上、語言上、宗教上的所有需求。所以，我們不認為暴力能解決中國政府和維吾爾民族的問題。21:52假如昆明事件真的是維族人幹的，當然我們不認為這是對的。你不能襲擊平民，尤其是女的、兒童。這不僅僅是我們不接受，世界人民誰都不會接受的。中國政府必須拿出證據來說明這是誰幹的。”
他還質疑在數十名警方人員陸續進入現場的情況下，蒙面的3男2女二十幾分鐘內砍倒130多人的官方說法，認為可能有重大案情遭到掩蓋。
人權律師浦志強認為，昆明事件實際上是個結果，而不是原因，其深層原因亟待探究。
他說：“這個原因有可能有原教旨主義這種極端宗教的問題，可能也還有個殖民的問題、資源的問題，包括漢族人在中國新疆的一個印象究竟是什麼？ ”
研究新疆、西藏問題多年的北京學者王力雄對美國之音表示，昆明、新疆、北京等地接連出現駭人聽聞的血腥恐怖事件，藏人居住區近年發生上百起自焚事件，中國政府難辭其咎。
他說：“因為政府是管理者、治理者。你把一個國家跟民族的關係治理成這個樣子，當然政府要負責了。我不是說它的動機是什麼。你本身製造出這樣一個現實，那就是你的責任。”
世維會發言人阿里木.塞托夫表示，中共靠槍桿子和筆桿子執政，對包括法輪功人員在內的各族人士進行打壓，連努力彌合民族分歧的維族學者伊利哈木.土赫提都抓起來，遲早會將本來和平的不同宗教信徒逼上樑山，雖然他們的反抗方式不盡相同。
他說：“像維族人、藏族人和其他民族反對的時候，它用槍來解決問題。像我們看到2008年3月14號在拉薩發生的事情，2009年7月5號在烏魯木齊發生的事情，它用槍桿子來對待維族人和藏族人。中國政府89-64以後很少用槍桿子來對待漢族人。但是在7.5事件也好，昆明事件也好，各種事件或者拉薩事件也好，中國政府用它的宣傳機器來抹黑維族人、藏族人和其他所有少數民族，來煽動漢族人的民族情緒，大漢族主義，來打壓維族人和藏族人，因為我們畢竟是少數。是這樣來治疆、治藏、治中國，然後合法化它自己。”
王力雄指出，少數民族地區動蕩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的自治。
他說：“真正的自治必須是基於民主。你在一個專制體制的條件下怎麼能實現自治呢？完全是不可能的。專制和自治完全是矛盾的。”
這位出版過西藏和新疆問題著作的獨立作家呼籲政府調整其民族政策。
他說：“哪怕做一些微小的調整。比如說，它現在不讓（維族）人戴頭巾，不讓人留鬍子。你憑什麼不讓人這樣？ 這些都是最簡單的小事。看起來很小，但對人的尊嚴，對人的感情的傷害多大呀。”
長期觀察中國問題的加拿大布洛克大學的伯頓(Charles Burton)教授指出，加拿大比較成功地解決了一度具有很大挑戰性的國家統一和魁北克獨立之間的矛盾，加拿大實行的聯邦制和民主政治對於和平解決這個棘手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
他說： “雖然有一部分魁北克人還是願意搞一個獨立於加拿大的自己的國家，但是由於我們是聯邦制，還有高度的民主，並且我們讓魁北克人參與我們的高層領導班子裡面，有魁北克人當過總理等等，到現在為止，魁北克人和英裔加拿大人之間的關係還是比較平衡，是吧？並且已經有30多年，魁北克的極端分子沒有以暴力來表示對現行政治制度的不滿。所以，我覺得，可能唯一的出路是中國繼續進行政治改革，給那些新疆和西藏人一定的自治和獨立的空間，並且讓他們有宗教自由，他們的孩子以自己的母語上學，等等。我的意思就是說，他們應該向自由民主國家學習。”
但中國領導人能否採納他的建議，在處理民族自決問題上借鑒魁北克模式呢？這位曾擔任加拿大駐北京外交官的學者說，這是個很大的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