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批評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過於對抗性，過於受國內兩黨政治的影響，他呼籲拜登總統採取打開中國大門的前總統尼克鬆的靈活性。他的批評在有關美中關係走向的辯論中引起了不同反應。
彭博新聞7月19日報道，現年99歲的基辛格說，當今地緣政治需要“尼克松的靈活性”（Nixonian flexibility），以幫助化解美國和中國之間以及俄羅斯與歐洲其他地區之間的衝突。
基辛格說，拜登總統應該警惕別讓國內政治干擾了“理解中國永久存在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permanence of China）。
基辛格週二(7月19日）在紐約接受彭博新聞社主編約翰·米克勒斯韋特（John Micklethwait）採訪時說：“拜登和前幾屆政府受美國國內對中國觀點的影響太大。”他說，“防止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霸權很重要。”但是“這不是可以通過無休止對抗來實現的，”他後來在接受其他媒體採訪時補充。
基辛格之前曾表示，美國和中國之間日益敵對關係可能會引發一場全球性的“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比的災難”。
海爾：意識形態競爭壓縮美中合作空間
美國國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研究員保羅·海爾（Paul Heer）同意基辛格的批評。 “我認為拜登政府在對待中國的方式上存在過度對抗的風險。”“尤其當拜登政府把美中關係概括為專制與民主間的鬥爭時。”海爾說。
海爾認為，基辛格對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受國內政治驅動的批評也是對的。 “國會山和這個國家的政治平衡如此微妙，以至於我認為，拜登感到在對中國採取更靈活和更少對抗性的方法時受到了限制，因為他認為他會被視為軟弱，”海爾說。
海爾認為，為應對中期選舉和2024年大選，拜登和民主黨可能不會放棄對華強硬的姿態，“我認為他可能是對的，但我認為這是不幸的，讓公眾輿論和黨派偏見推動如此重要的外交政策議程是錯誤的。”
拜登總統雖然將美中關係概括為“民主與專制的對決”，並舉行過一次民主峰會，但他一直保持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溝通。具體處理美中關係的美國國務院，也一直沒有中斷過與中方幕前幕後的接觸。
國務卿布林肯上任之初就明確了對華政策的“合作、競爭、對抗”三要素；之後又加上聯合盟友，對華競爭，加築“護欄”，以防雙邊關係出軌的要點。不過，海爾認為，拜登政府強調競爭的對華政策壓縮了美中間進行合作的空間。
“我認為政府不斷強調競爭，從而忽視了合作的必要性和機會，坦率說，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合作對兩國和世界其他地區都至關重要。”他表示。
“這種強調以犧牲合作為代價的競爭，這種專制與民主的意識形態框架，以及我們如何確保我們不允許中國在國際上贏過我們，疊加起來就是基辛格所說的對中國採取的對抗性做法——堅定持續的對抗。”海爾說。
文貫中：美中衝突根源在中國
美國三一學院經濟學退休教授文貫中認為，美中之間衝突的根源不在美國，而在中國。
“基辛格的問題是，他傾向於把利益放在是非之前，又把和平還是戰爭看作兩者只能擇一。其實，鬥而不破也是一種和平共存。”文貫中說。
他舉例長達幾十年的冷戰期間，美蘇激烈爭霸，卻只發生了代理人的小規模戰爭。 “美蘇之間不但存在和平，還達成了許多有關禁核和雙方允許擁有的各種導彈上限的雙邊協定，避免了兩國之間的大戰。”
文貫中繼續指出，“我不是在呼籲或歡迎冷戰，只是從邏輯上指出，為了避免戰爭，並不是一方必須滿足另一方的一切要求，特別是當另一方堅持不改變自己的一切的時候。”
文貫中認為，中國和美國及西方世界衝突的根源在於，“中國以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國家壟斷性，繼續決定性地配置資源和生產要素；同時，利用歐美日為代表的整個西方的全面開放這個所謂的‘百年未遇的機會’，通過佔領世界市場，快速趕超西方各國。”
中國常說，美國和西方要跟中國相向而行。 “就是說，我朝你走過去，你也要朝我走過來。”文貫中說。 “美國和它的盟友是這麼做了。它們不但把中國帶入世貿組織，而且向中國全面開放。”
但是，“相向而行的發達國家一下子朝著中國的方向大步而行，衝到中間點了，停下來一看，中國不但沒有走過來，還後退了。”文貫中說。 “退到現在，大家已經不認識了，這是個搞過40年改革開放的國家嗎？不是一個全面的黨國嗎？互聯網上說封就封，對上訪的百姓說抓就抓，對知識分子說迫害就迫害。而且，從上到下都只允許唱讚歌。這種政治生態大家已經不認識了。”
“然後，中國還在喊話，說是你趕緊向我靠攏啊，我們要相向而行啊。一邊中國這麼喊，一邊又在各種重要報告中大談堅持鬥爭。看來，中國並不害怕鬥爭，可是，為了和平，美國不但要繼續維持對中國的已有的開放，而且還要從中間點往中國的方向移動，才能滿足中國對和平的要求，也滿足基辛格對和平的要求。天下有這種道理嗎？”文貫中問。
“真正的市場經濟一定要由要素市場來決定性地配置資源，不然就不是一個市場經濟。”文貫中說。 “但是，現在配置資源的最終大權都在黨的手裡，連政府總理李克強都沒有最後發言權，更不要說市場了。那在別的國家眼裡，你這個國家有多可怕啊？如果還要迎合你，繼續向你靠攏，讓你的黨國體制更強大，人家為什麼要那麼傻？”
“基辛格仍在呼籲，美國要和中國和解。我不反對和解，問題是以什麼條件和解。基辛格的另一個問題是，現在還有什麼人聽他呢？”文貫中最後說。
重建美中關係—但以誰的條件？
不過，一些西方領導人觀察中國的角度似乎跟文貫中不同。最近，英國前首相託尼·布萊爾的一次演講內容似乎與中國國家主席“東昇西降”的判斷相契合。
布萊爾說，“烏克蘭戰爭表明，西方的主導地位正在結束，因為中國與俄羅斯合作這一幾個世紀來最重要轉折點之一發生後，中國已經上升到超級大國地位。”
他又說：“世界正處於歷史轉折點，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或蘇聯解體相媲美：但這一次，西方顯然未處於上升狀態。”
“中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地位是自然和正當的。”布萊爾說。
這個月稍早，美國企業家、史帶基金會主席也是基辛格的朋友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e Greenberg)在《華爾街日報》發文，呼籲“重建美中關係”，並宣布成立一個包括他自己在內，由14位美國商界金融界領袖和前政府高官成立的新組織來推動有關工作。
該組織成員包括前駐華大使博卡斯(Max Baucus)、前國防部長科恩(William Cohen)和前美國貿易代表希爾斯(Carla Hills)等多位卸任政府要員，以及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Stephen Orlins）、前美國參議員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等人。
該組織表示，“盡我們所能改善美中關係，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
該組織呼籲拜登政府恢復被特朗普政府廢除的一些雙邊對話機制，如美中經濟和安全戰略對話機制等。 “我們的新小組旨在幫助重建這些渠道，並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建設性的雙邊對話。”
美國之音向格林伯格和歐倫斯發出採訪請求，但至截稿前都未獲得回應。
該組織的倡議受到了一些批評。 7月11日，《華爾街日報》以“重建美中關係——但以誰的條件？”為題，刊登了三篇讀者反應，兩篇是負面的。
特拉華州的理查德·博特爾（Richard Beutel）寫道：“作為2004年至2006年美中議會交流小組的高級職員，我數不清有多少美國公司在他們的技術和專長被腐敗的中國官員掠奪後來到國會尋求幫助，那些中國官員然後將他們逐出中國並沒收了他們的設施。”
“中國的核心是掠奪性、重商主義和以鄰為壑，”博特爾繼續。 “他們不打算容忍任何有意義或永久的美國對他們國內市場的准入，他們計劃贏得國際市場霸權。”
“讓我們重新設置——系統性地減少我們對中國戰略性市場的依賴。”博特爾最後寫道。
“多年來，通過‘好的’關係和壞的關係，中國一直在欺騙、撒謊和盜竊。”另一位讀者波斯特維勒說。 “它把南中國海島嶼軍事化，聲索外國領土，竊取我們的技術推進和挑戰美國的全球地位。”
“我們的政客、企業領導人和消費者需要停止餵熊。認為可以與這樣的伙伴“改善”關係是愚蠢的。”他寫道。
不過，美國智庫國家利益中心的研究員海爾說，雖然這個新組織成員，包括基辛格本人， “在努力尋求改善美中關係時有自己的商業利益，但我並不認為這完全是唯利是圖。”
“我認為通過遵循他們提出的恢復與中國的全面外交接觸，雙邊接觸的建議，存在著可以而且應該得以實現的合法國家利益，”海爾表示。 “商業利益是這個過程的驅動因素，但還存在著範圍更廣的美國與中國全面接觸的地緣戰略原因。”
“與中國接觸的原因有很多。而且我想你知道，最重要的是，我看不到從長遠來看不與中國接觸會符合我們的利益。”海爾說。
基辛格：拜登上任後還未邀請我去白宮
在20世紀70年代幫助重建美中關係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最近出版新書《領導力：世界戰略的六項研究》（Leadership: Six Studies in World Strategy），剖析了六位幫助塑造動蕩的二戰後時代的領導人。
他對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批評就是在他出書後接受《紐約郵報》採訪時提出的。基辛格說，他的一項榮譽是自尼克松以來的每一位美國現任總統都邀請他在白宮會面，就外交政策進行對話和討論。 “但他50年與總統會晤的記錄仍有可能被打破。到目前為止，拜登還沒有向他發送邀請。”
基辛格說：“拜登當參議員時我就認識他，但自從他擔任總統以來，我就沒有和他聯繫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