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內閣3月26日決定批准日本與英國和意大利共同開發的次世代戰機出售給其他國家。這是日本第一次允許出口與其他國家共同生產的致命武器。專家認為，日本必須鬆開防衛裝備出口限制，以因應中俄朝造成的地緣威脅。藉由對北約國家輸出武器，日本可加深歐洲參與中俄的牽制。
致命武器出口解禁有助於應對中俄武力威脅
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針對日本正與英國和義大利聯合新研發的次世代戰鬥機，決定將基於自民、公明兩黨協議，在訂定限制情況下，開放將次世代戰機出口至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的方針，並在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上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的運作指南。這將是日本防衛政策的重大轉變。
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採取和平主義原則，過去70多年來禁止向第三國出口與國際共同合作研發的武器。然而隨著中國在印太地區的軍力不斷增強，日本近年來全面修訂了其安全政策，明確概述中國帶來的挑戰，並且計劃在2027年前把國防支出提升至國內生產毛額(GDP)2 %，符合北約(NATO)標準，也在武器出口方面採取措施放寬限制，這個決定將是日本第一次允許出口與其他國家共同生產的致命武器。
日本的政府方針指出“為避免阻礙到日本防衛，必須建立開放將防衛裝備品轉移至第三國的機制”，因此決議開放將戰機出口至第三國。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林芳正對此表示:“必須實現製造具有維護我們國家安全所需的戰鬥機計劃，以確保我們的國防不會受到威脅。”
日中關係專家、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認為，印太地區面臨包括中國在內專制國家的威脅，局勢愈發不穩定，在地緣上日本又被三個來勢洶洶的擁核國包圍。若是繼續困於舊有的安保體製而無法有所作為，不僅自身面臨危機，還會間接協助衝突的形成。
他對美國之音說:“日本其實是在響應周圍的中國、北韓及俄羅斯三個擁有核武、且企圖以武力改變現狀的國家所帶來的壓力。如果防衛裝備與武器的出口限制再不鬆綁，就會成為阻礙性的存在。”
謝文生表示，日本為避免助長國際爭端，長期對武器出口採取限制，但早已不符時宜，若不放寬限制將不僅是限制日本對於國際和平所能提供的貢獻度，危及日本的防衛產業環境發展，也進而造成日本自身的防衛危機。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祥威博士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去年底日本與英國、意大利針對開發第六代隱形戰鬥機簽署了全球作戰空中計畫（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me，簡稱GCAP）， 這項原則修訂也明確地將範圍限定在GCAP計劃，不僅是自民黨為了安撫以向來和平主義為核心的聯合執政政黨(公明黨)，也能減少日本國內民調對於武器輸出的反對聲浪。他指出，由於日本政黨與民間社會對於中國在印太地區的軍力不斷增強的態勢已有高度警覺，大致上沒有太大的反對聲浪，也希望見到日本透過首次與美國以外國家共同研發武器裝備，擴大對抗中俄等國的陣線。
詹祥威說: “除了美國以外，日本要進一步確保歐洲各國對於日益複雜的印太安全情勢有更多的介入與參與，簡言之，就是從大戰略層面看，日本希望除了美國之外，有更多的歐洲國家參與對於中國與俄羅斯的牽制。”
中國大可不必過度反應
日本決定解禁次世代戰機出口的消息一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3月26日表示，近年來，日方大幅調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衛預算，不斷放寬武器出口限制，尋求突破性軍事發展，引發外圍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強烈擔憂，他說: “我們敦促日方切實尊重外圍鄰國的安全關切，深刻反省侵略歷史，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對此，日中關係專家謝文生表示，中國對於日本放寬武器出口禁令的指控是倒果為因。
他說:“若不是中國近年來無止境的軍擴對日本造成巨大威脅的話，日本基本上還會是那個只想自己默默賺錢的國家。”
謝文生認為，中國很可能繼續給日本扣上“復活軍國主義”的帽子。
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秀士(Hideshi Tokuchi)認為，日本放寬武器出口禁令，中國大可不必過度解讀。他向美國之音表示，即使中國不樂見日本對更多國家輸出武器，但真正有機會讓中國感到受威脅並非武器得以大量出口，而是日本擁有新型戰鬥機的事實。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祥威認為，中國不會有太激烈的反應，也不至於對日中關係有所影響。
他說:“畢竟這是各國內政以及與各國的合作，從中國角度也很難有太多著墨，中國大概只能呼籲日本勿忘二戰、謹守和平原則等立場。”
詹祥威指出，回到次世代戰機的開發，主要原因是藉由整合不同國家、不同廠商之間的專長，以減少整體計劃開發中的未知以及重新研發的成本，也藉此過程讓日本與北約國家有更多合作機會，中國大可不必過度反應。
加深日歐合作形成“類同盟”關係
這次與北約成員國英、意的戰機聯合研發是日本首次與美國以外國家共同研發武器裝備，出口項目僅限為日本與英、意共同研發的次世代戰機外銷，出口對象限於與日本簽訂《防衛裝備與技術轉移協議》的15個國家。處於衝突中的國家將不在出口範圍之內。新戰機預定2035年底前服役部署。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祥威表示，次世代戰機的開發需要大量的經濟與技術成本，遠非單一國家可以負擔；因此當前除了上述的美國、法德西比，以及日英意外，僅有中國和俄羅斯傳出進行次世代戰機開發的消息。她指出，對日本而言，在與美國既有的安保體制調整、深化與確保之外，加深與歐洲的防務關係是現今本強化穩定印太地區局勢的一大工作重點。
詹祥威說:“次世代戰機的開發，若是能使歐洲各國深化與日本之間的安全合作，當然也會進一步加深歐洲國家在此區域的利益。”
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表示，日本經由放寬防衛裝備及武器的出口限制，可以從實際執行面擴大防衛夥伴的陣營，間接強化防衛力，例如深受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信賴，主導日本國防 戰略修改方針的前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曾經提及俄羅斯作為全世界第二大軍武輸出國，長期對印度、東盟、非洲的許多國家輸出武器，縱使這些國家大都和俄羅斯之間尚未締結軍事同盟，但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聯合國大會對俄羅斯制裁的表決上，從這些國家持反對意見或棄權，即可得知武器出口產生的效力。他指出，由於憲法的限制，日本還是以美日同盟為主，與其他國家締結類似條約較難，但透過共同研發與輸出防衛裝備或武器，日後就能利用裝備使用訓練、維修、後續的 再購買等方式與輸出國之間建立“類同盟”的關係。
他說: “軍火武器的出售本身就會讓輸出國與輸入國之間產生一種‘類同盟’的關係。這也是日本可以繞過憲法的限制，來建立防衛日本所需的跟他國間的軍事機制。”
謝文生指出，過去妨礙《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的限制，日本在援助烏克蘭時只能提供防彈衣及頭盔等消極性的裝備，若是日本要脫離戰後體制，作一個名副其實能為國際和平有重大貢獻的國家，放寬武器出口限制是絕對必要的。
對此，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秀士認為，即使跨出放寬武器出口這一步，距離日本做為國際大國的目標還有相當的距離。
他表示，以近期日本在防衛方面的方針與措施的改變來看，作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的手段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但單就放寬武器出口限製而言，其效果可能是有限的，因為目前轉移的項目非常有限，而且限制太多，目前無法太樂觀地評估執行的效果能發揮多少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