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要員最近頻頻發表關切台灣安全的言行，引起中方的不滿和抗議。日本外交政策的改變，自衛隊維護台海安全的動員程度，以及日本政府內部對中國態度的差異，引起各界的關注。
日本在今年3月的日美2+2會談、4月的美日峰會、6月的七國集團峰會等重要國際會議中多次提出“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府要員也頻頻對台海安全表示關切，特別是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 Taro Aso）7月5日表示，中國若侵犯台灣，日本應將此視為“存立危機事態”行使集體自衛權，與美國一起防衛台灣，遭到中國官方的強烈抗議。
中國官方媒體《環球網》7月5日直指日本執政黨“核心六人”帶頭挑釁中國，插手台灣事務。之後，《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更在微博發文稱要“消滅參戰的日本自衛隊”。那麼，向來以擅長“平衡外交”聞名的日本，是否在對中與對台政策上有所轉變呢?
國安危機導致戰略清晰
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島真( Kawashima Shin )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其實，對日本來說，在國際重要會議上論及“台海和平與穩定”這個議題並不敏感。
他說：“上一次將台海議題寫入峰會共同聲明是在52年前尼克松總統與佐藤榮作首相的峰會上。2005年,日美2+2會談又將台海議題納入兩國共同戰略目標之一，所以應該將'台海和平穩定'看成是美日在2005年以後延續至今未變的目標，特別是日中首腦會議也會使用'台海和平穩定'這一詞。因此，對日本政府來說不一定特別有意提到台海的緊張，但是最近因為南中國海與東中國海的情勢緊張，日本政府的動作也被注視。”
中國在2 月1日實施的海警法明顯危及南中國海與東中國海的海上生命線，讓日本備感威脅。分析人士指出，這是日本政府，特別是越來越高級別的官員近來頻繁提及“台海安全”的原因。
日中台關係專家，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陳文甲教授認為，日本的政策已從過去的“戰略模糊”轉向堅定隨美抗中的“戰略清晰”。
他對告訴美國之音說：“麻生太郎曾任日本首相，並長期擔任原首相安倍及現任菅首相的副首相與財務大臣，且為自民黨內第二大派系麻生派的掌門人，更是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九大臣會議'的成員。雖然麻生在日本社群上被封為'失言大魔王'，此次他的發言被日本主要媒體嚴肅看待，相信這位日本政府的二把手所說，應該已經透露日本政府長期的美中關係靈活的'安全靠美、經濟靠中'的'戰略模糊'，當前面臨國家安全受到中國威脅的關鍵問題上，必會產生'西瓜效應'(投靠強者)，理所當然地需要緊靠著美國絕對優勢的軍事、科技與經援的撐腰。”。
自衛隊為台灣而戰?
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教授福田圓( Madoka Fukuda )向美國之音表示，如果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日本會根據入侵的類型以及對日安全造成的影響程度，決定應該採取什樣的措施。
她說：“日本安保法以前所設定在日美安保條約的運用上出動自衛隊的前提是基於'周邊事態法'，但近期已經修改為基於幾種不同情況，使自衛隊做出必要且最低程度的軍事行動。當然，如果沖繩美軍基地遭到攻擊，那是日本國土，問題也會屬於個別自衛權，但是在日本領土以外的地區，若是造成'存立危機事態'，也就是威脅日本生存的情況，日本也可以發動集體自衛權來配合美軍的行動。只是這個'存立危機事態'的認定範圍要依據當時情形判斷，如同日本官房長官加藤勝信在7月6日所言，提前決定與表態是很困難的。”
在7月6日的會議上，麻生太郎再被問及“存立危機”時並未表態。
陳文甲指出，台灣處於第一島鏈的核心位置，也位於美國抗衡中國的最前沿，自然成為美日同盟圍堵中國最重要的戰略據點。所以，在中國崛起後美中對抗激化的近些年，美日在台海議題上由模糊的'周邊有事'轉為清晰的'直指台海'，是很自然的。他補充說，麻生太郎曾經說過，台灣海峽是石油以及許多日本出入口物資的必經之地，如果台海有變，等於構成安全保障關聯法上的'存立危機事態'， 自衛隊可以在美國等國遭受攻擊時，啟動集體自衛權來反擊。
官方輕中護台成趨勢
《環球網》7月5日指出， 導致日本對中態度轉變的原因與日本執政黨核心逐漸形成的“鷹派團隊”有關，並點名道姓稱現任首相菅義偉、防衛大臣岸信夫、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自民黨稅制調查會長甘利明以及前首相安倍晉三為“六隻鷹”，說他們頻頻帶頭挑釁中國，插嘴台灣事務，試圖混淆視聽。
川島真表示，在台灣議題上，自民黨外交小組委員會和國防小組委員會中表現出對台灣明顯好感的政治家人數極其龐大，並不僅限於這六個人。只不過這六個人在媒體上比較常對外發言，在國際間影響力較大而已。川島真說，深入觀察自民黨，就會發現許多政治家抗中或是友台的強度並不亞於這六個人，特別是對台灣表示認同和親密感的日本議員佔多數，而國會整體對中國的態度是很嚴厲的。
至於政界的親中派，川島真表示，在價值認同的議題上早已幾乎沒有所謂的“親中”政治家了。
他說： “所謂的'親中'政治家是表現在日中緊密的經濟關係上而已，和政治家本身的政治背景有關。例如，目前大家熟悉的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背後的支持者是日本觀光業，而日本的觀光業依賴中國的程度極大，再加上他的眾議院議員的選區為對中關係密切的和歌山縣，當然會比較重視中國。現在對於中國相對友善的政治家，幾乎都是因為背後支持的行業或者選區，與中國相關，和以前的'日中友好派'性質有所不同。”
陳文甲也同意這個觀點。他更提到認為“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 (簡稱”經團聯”）才是最不容忽視的關鍵親中派。這是一個由日本企業組成的業界團體，2002年5月由“經濟團體聯合會”與“日本經營者團體連盟”統合而成。
陳文甲說：“經團聯與日本商工會議所、經濟同友會並稱為日本的 '經濟三團體'，其會長更被稱為是日本的'財界總理'，在日本產業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於成員多為大型企業，且在中國有投資，而現在日本自民黨是一個由財閥支持的政黨，特別是在選舉時需要財團在經濟上的援助，就會產生政商共伴而生的效應。如此一來，身為金主的財團就會對日本的國會議員、甚至政府在中國議題上施予一定的壓力。因此日本政府在製定中國政策時，免不了受到經團連的影響。”
陳文甲強調，觀察日本的官方做為不能只從政界的角度，財閥對於日本政界的影響力是非常重要的。
日中對抗中有對話
但是，福田圓指出，日本的對中政策基本上並沒有很大的改變。
她說：“雖然現在因為台海等安保問題受到特別關切，感覺好像是日本對中國的政策有所轉變，但從整體上來說，對中政策並沒有改變多少，只是在應該有所堅持的時候明確表態而已。除了經濟因素之外，在安保問題上，日本還是希望與中國透過對話來解決分歧。包括台海和平等安保議題，日本認為，最重要的是和平地解決問題。我認為這個跟拜登政府最終的目的也是吻合的。”
福田圓表示，近年日本民間事實上對於中國的好感度都十分低，但是在國家的戰略上，政府仍然抱持以對話的方式達到目的，而民間也會支持其戰略，所以目前習近平以國賓身分訪日的計劃尚未被取消，而是延期。
陳文甲將目前的日中關係定義為“競合”關係。他表示，日本在地緣安全問題上必須緊密聯合美國來圍堵中國，但在經貿發展及北韓核危機問題上又必須與中國緊密接觸。因此形成了“圍堵中有接觸”的競合關係。
至於中國對日本的態度，他說：“反過來說，中國也看準日本是有求於中國的。因此，中國正在與日本進行密切的政治與經濟合作，尤其是近期兩國分別舉辦東京奧運和北京的冬季奧運，雙方對舉辦奧運的基調上都是互相支持的。甚至於日本希望美國在參加東京奧運之外，也不要抵制北京的冬季奧運，讓日中兩國能順利舉行奧運。另一方面，中國也需要經由日本在美國的'天下圍中'的圍堵之下製造突破口，可以獲取地緣戰略空間，因此也就形成了'對抗中有對話'的競合關係。”
堅守“一中政策”友台維持平衡
一方面，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 Nakayama Yasuhide )在6月28日的智庫演說中，對美日等多國自1970年代以來所採取的“一中政策”提出質疑，並稱台灣為“民主國家”。另一方面，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印太事務協調總監坎伯（Kurt Campbell）7月6日明確說明“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
對此，福田圓表示，日本基本延續“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不會改變。但是和美國一樣，日本想要在“一個中國”政策框架內發展與台灣的關係。
她說：“日本要支持'台海的和平與穩定'，也是維持其'一個中國'政策的重要基礎。首先，中國政府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和美日等國家所說的'一個中國'政策之間有一些重迭，但也有一些不同且各自表述的空間。也就是說，各國在不損害中國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重迭部分的範圍內，依情形不斷調整與發展自己的'一個中國'政策，目前一直是如此，而我認為這樣的調整會繼續下去。”
針對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對“一個中國”政策界定的適當性提出的質疑，福田圓認為,日本政府會繼續秉持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來與中國簽署的所謂“四個政治文件”的立場。然而，中山泰秀作為個人的思考，提出這個質疑是能理解的,因為1970年代和現在東亞的國際環境，以及中國與台灣的狀況大不相同。福田圓認為，政治的使命是在歷史經過與局勢變化中平衡兼顧，探尋調整最適合現狀的“一個中國”政策。
川島真指出，美國在特朗普時代一直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之後拜登政府沒有打破這條線。日本也沒有突破自己的一個中國政策。然而即使在一中政策下，日本與台灣的關係仍有需多可以加強合作的空間，包括在民主國家的共同理念上一起對應中國在日台社會進行的滲透，以及可能進行的半官方軍事與經濟對話。
他說：“日台可以進行在軍事安全保障以及經濟安保上的對話。在安保對話上，如果台灣可以參與，在南中國海、東中國海的防衛上跟日美同盟合作，對日美台三方都有好處。在經濟方面，日本可以在既定的規定之下幫助台灣加入CPTPP，或是達成日台FTA等，促進雙方的實質關係。”
陳文甲強調，台灣需要耐性與理性，審時度勢，才能在國際博弈中獲得生存與發展的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