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過去的2016年，是日本對抗中國的政治意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鮮明的一年。二十一世紀初還樂於在中美之間扮演關鍵“第三者”的日本，2016年已意識鮮明地在防衛、外交、經貿、金融等各領域加強日美同盟，務求對抗致力軍事和力爭改變世界秩序的中國。
2016年1月4日，日本剛過完新年假期、各行各業開工第一天，外務省公開批評的首個國家就是中國。外相岸田文雄在記者會上稱，中國利用在南中國海建造人工島機場跑道實施試飛行動“是國際社會共同憂慮的事務，日本為了維護開放和自由的海洋，希望與有關各國合作。”
當時日本共同社分析說，安倍政權明確了日本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立場，“顯示了與美國等共同步調向中國施壓的想法。”這是繼2015年日本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還只是展示“支持美國巡航行動”的姿態以來，上升到合作對抗的立場。
防衛省每年發表的《防衛白皮書》今年繼續強調中國威脅日本周邊安全環境，並把加強的防衛態勢從增設西南防衛部隊向部署薩德導彈（THAAD）方面擴大。日本軍機緊急升空對抗中國軍機的行動2016年更成“家常便飯”，上半年平均每天近3次。2017年約436億美元的史上最高額防衛預算也是主要用於強化自衛隊、海上保安廳對抗中國威脅的部署和裝備。
外交對抗
新年伊始的外交對抗立場貫穿了全年，日本隨後通過向菲律賓、印尼、越南提供海上保安廳的退役巡邏艦和培訓越南、菲律賓邊防守護人員等，直接援助各國對抗中國爭奪南中國海主權。
除了與中國有主權爭議的東盟成員國外，日本對抗中國東盟影響力的外交2016年還延伸到緬甸、老撾等與中國傳統友好的國家。其中緬甸獲得日本未來5年超過80億美元的巨大金額援助在東盟產生炫目效應，馬來西亞、泰國等也正準備提升與日本“共同價值觀關係”。
日本2016年也積極地與憂慮中國軍事擴張的印度提升軍事行動合作關係，今年6月4艘印度軍艦抵達日本出席日美印“馬拉巴爾”軍演，目標是對抗中國在東中國海的軍事行動。印度總理莫迪11月訪日、再與安倍展示了“日印蜜月”關係，日本政府傳出消息說：“安倍與莫迪討論了不少合作對抗中國的事務”。
2015年起開始與台灣總統蔡英文建立友情的首相安倍晉三，今年繼續通過政客帶信、恢復45年來日本官方電視台NHK的交響樂團首次赴台演出等，探索著日台最大範圍交往以對抗“一個中國”的制約。
安倍8月出席肯尼亞召開的第六屆非洲開發會議，宣布對非洲的經濟援助等，更被日本輿論形容為今年對抗中國的“宣言”。為了對抗中國在海外的影響力，12月日本政府決定在埃塞俄比亞等非洲中國有影響力的地區新設3個駐外公館。
日本的對抗意識令中國的警惕也上升到被一些日本網絡為主的輿論形容為“神經質”的程度。12月安倍迎接俄羅斯總統普京訪日，儘管安倍的初衷主要不是要對抗中國，但中國新華社一早就發表評論說“日本'拉俄圍中'”。正苦於日俄首腦外交一無所獲的安倍見勢推舟，強調日俄接近還有對抗中國的戰略價值，富士電視台一名評論員說：“果真如此，還算有點收穫”。
年底安倍訪問珍珠港、追悼75年前日本偷襲珍珠港造成的死難者，也被中國視為對抗中日曆史糾紛，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針鋒相對地說，中國也有很多追悼戰爭死難者的場所。
金融經貿
2015年日本社會爭議該不該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洲投資銀行，2016年在中國“加入還來得及”的誘導中，包括日本主流輿論在內，社會相當一致地相信專注日 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是最明智的抉擇，尤其中國對南中國海主權爭端仲裁宣稱“廢紙一張”，鞏固日本對中國不守國際法、不尊重國際秩序的印象，即使在下半年 美國傳出川普政權可能加入亞投行的預測後，日本仍沒顯示悔意。
5月日本修改了《國際合作銀行法》，通過放寬對日本企業參與海外風險較高的基礎建設的融資，促進日企與中國爭奪海外基礎建設項目投資。此舉當時中、韓傳媒也都分析是“日本對抗中國的經濟行動”。
貿易對抗中國的意識也很鮮明，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圈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2016年不但已在日本獲得國會正式批准，而且在美國遲遲沒推進的形 勢下，日本更積極地推進法律程序，務求構築對抗中國主導的FTAAP（亞太自由貿易圈）的貿易同盟，即使面臨美國可能退出TPP的挫折，日本也按部就班、 義無反顧地推進每一程序。
進入12月，日本正式宣布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的地位，雖然此舉看來是追隨歐美步調，但來自政府的消息說，日本早就對中國政府庇護國營企業體制並刻意壓低 鋼鐵、化學產品價格以求擴大出口、擾亂國際市場價格秩序的手段強烈不滿，認為這也是中國崛起以來，力求推翻迄今為止的國際秩序、自創有利中國的規則來與西 方對抗的手段之一，決定遏止的政治意識下作出的定論。
改弦易轍
1972年中日建交後經過10年蜜月期，1982年因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中日糾紛開始。另一方面隨著蘇聯1991年崩潰、東 西方冷戰結束，中美抗蘇陣營失去凝聚力，而日本與美國60年代起、80年代達到高峰的貿易摩擦刺激社會反美意識，而改革開放出成果的中國又令日本看到經貿 “新大陸”，日本國內主張“日本應在中美之間作關鍵第三者”的呼聲常見，並在當時走馬燈式的政權中一再得到回應。
二十一世紀初小泉政權雖在歷史認識上與中國惡化了關係，但其它方面他仍堅持“中國的發展對日本是機遇”的觀點。2006年接任首相的安倍晉三也曾接過“機遇論”，但中國90年代起每年兩位數增長的軍費大幅增強的海洋軍事，令安倍政權開始警惕，提出與澳大利亞等亞太海洋民主國構築“自由民主之弧”的戰略，但當時否認是對抗中國。
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執政後，正值中國以反日運動加強向日本外交、經貿施壓的力度，安倍政權除了日本每年發表的《防衛白皮書》公開強調中國軍事威脅 日本安全，並把“自由民主之弧”的外交戰略升級到日本與美國（夏威夷）、澳大利亞、印度構築太平洋“鑽石安全網”外，伴隨日資撤離中國、社會遠離中國製 品、文化等民間趨勢，安倍政權對抗中國的政治意識在各領域擴大。
對抗土壤
日本民意對中國感情惡化是政府對抗中國意識的土壤。無論日本內閣府每年發表的《外交輿論調查》還是日本民間非盈利機構“言論NPO”每年與中國合作實施的兩國民意調查結果，都說明日本人對中國印像變壞10年來持續惡化趨勢，2016年繼續維持著8至9成水平。
除了歷史、領土這些早已存在的糾紛原因外，日本社會近年極端不滿中國袒護朝鮮的政策和主持朝核危機六國談判等令朝鮮爭取到時間，並在中國持續對朝貿易中，得以繼續開發彈道導彈與核武器。2016年朝鮮加快彈道導彈發射與核驗的頻率，每一次在日本只有兩個結果：警惕朝鮮和怨恨中國。
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強行動作和抵制國際仲裁結果則是日本社會近年進一步不滿中國的要素，連一向在歷史、領土問題上顯示理解中國立場的《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等主流傳媒也嚴厲批評中國的南中國海行動和抵制國際仲裁的態度，並對安倍政權對抗中國的舉措日趨沉默。
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增田雅之指出，日本身邊的超級大國-中國始終是日本的憂慮，“但40多年前中日建交時，中國的軍事不足以威脅日本，當然不持有核武器 的日本不足以與中國對抗，但至少日本沒威脅感。其它方面也因中國政治運動等，亦構不成與日本競爭的關係。隨著中國崛起的大國化，軍事強大、海洋擴張從太平 洋、印度洋，到北極海，包括日本在內，很多國家憂慮迭起。中國經濟崛起，成為大工廠乃至大市場，各國依賴中國越大，不安也就越大，稀土事件讓日本覺醒，曾 經投奔中國的許多日本企業也嘗盡苦頭”。
研究東北亞問題的增田說，對日本來說，當然日美同盟是對抗中國的理想結構，但隨著美國國力衰退和中國影響力擴大到全世界，光是日美同盟的力量不足以對抗，需要和其他國家也結盟，全方位地展開才能確保安全。而且憂慮中國的不只日本，國力薄弱的小國家不敢公開對抗，卻會更急於結盟，這也成為日本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