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台前外判編導蔡玉玲，2020年製作7-21元朗襲擊事件一周年電視特輯，透過車牌查冊尋找事發時懷疑運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車車主，被警方控告查冊時作出兩項虛假陳述，去年4月被裁定兩項罪名成立，判罰款約770美元，成為首位因查車牌被定罪的新聞工作者。蔡玉玲不服定罪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以釐清涉及公眾知情權及新聞自由的查冊工具，是否符合香港法律精神。案件星期一審理，法官聽取雙方陳詞後，押後於3個月內頒下書面判詞。
香港電台新聞專題節目《鏗鏘集》前外判編導蔡玉玲，2020年5、6月期間，製作7-21元朗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一周年電視特輯，名為《7-21誰主真相》，她兩度透過車牌查冊尋找事發時懷疑運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車車主，讓觀眾了解事發時更多細節。節目播出後引起社會極大迴響。
蔡玉玲成首位車牌查冊被定罪記者
節目播出後約3個月，蔡玉玲被警方上門拘捕，指控她透過車牌查冊方式取得7-21事件現場車輛的車主資料，警方懷疑她不正當使用資料，控告她兩項“為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的證明書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罪。
蔡玉玲去年4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裁定兩項“虛假陳述”罪名成立，判罰款港幣6,000元(約770美元)，成為首位因查車牌被定罪的香港新聞工作者。
蔡玉玲不服定罪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案件星期一(8月29日)進行聆訊，由法官李運騰處理。
過去數十年新聞界都有車牌查冊
代表上訴人蔡玉玲的資深大律師陳政龍提出多項爭議，包括本案中申報車牌查冊用途為“有關交通及運輸事宜”，是否屬於”虛假陳述”；以及必須考慮被告是否“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
陳政龍表示，香港《道路交通條例》訂明運輸署署長收到車牌查冊繳費後，“須”(shall)提供相關資料”，有關的條文用詞由1956年立法時沿用至今。直至1995年因應《私隱條例》立法，政府2011年向立法會提交修例文件，提及在2010年度，近半的車牌查冊申請中，約有2萬多宗並沒訂明用途，當中數千宗申請由傳媒提出，陳政龍表示，過去數十年都是這樣運作。
陳政龍引用當時立法會討論相關條例修訂時，立法會議員林健鋒發言提及，多宗查冊由物業代理及傳媒提出，關注政府修例會否對相關行業構成影響。政府當時回應時表示，明白公眾有知情權，業界人士仍然可以索取所需資料。
法庭不應一刀切剔除傳媒車牌查冊
陳政龍表示，本案作出車牌查冊背景，是蔡玉玲發現7-21元朗白衣人襲擊市民事件，事發當日懷疑有人使用涉案車輛運送武器，車輛有可能被用作犯罪工具，由於涉及車輛在道路上行駛的用途，所以本案車牌查冊與交通及運輸有關，亦有合理原因確認車主身份。
陳政龍表示，法庭不應太狹隘地定義“交通及運輸有關”的定義，因此本案並非“虛假陳述”。但原審裁判官當時一刀切地認為任何傳媒車牌查冊，都不包括在“交通及運輸”相關事宜。
律政司指條文清晰申請人不應隱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劉德偉表示，車牌查冊網上申請表，清楚列明3個查冊資料用途選項，包括“進行與運輸相關的法律程序”、“買賣車輛”，和“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申請表必須剔選“聲明屬實”的字句，沒有含糊的地方，認為上訴人填表時剔選“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但車牌查冊資料用於新聞報道，明顯不屬於“交通與運輸有關的事宜”。
劉德偉表示，上訴人不會認為新聞報道包括在“交通及運輸用途之內”，即使申請查冊時，表格內3個選項用途都不適用，蔡玉玲亦不能選擇錯誤的選項，隱瞞車牌查冊的真正目的。
法官質疑，為何網上申請表沒有提供“以上皆非”或“其他”的選項﹖
劉德偉重申，“交通及運輸有關事宜”所指的是申請車牌查冊證明書的用途，而不是有關車輛的使用過程，否則只要涉及車輛的情況都被視為與交通相關，車牌查冊可能被濫用，他強調傳媒取得車主資料用作報道，並非條例的預期目的。
法官質疑律政司自打嘴巴
陳政龍表示，運輸署2011年提出修例時，向立法會提供一份一覽表，列出非登記車主在甚麼情況下，沒有相關書面同意仍可向署方申請，取得車主個人資料，當中包括律師為根據《高等法院規則》對債務人進行訊問。
劉德偉表示，由於政府提出修例最終不了了之，署方當時提供的建議例子一覽表對法庭的協助有限。
法官李運騰質疑，如果根據律政司的說法，運輸署提供的追債例子亦不屬於律政司聲稱的查冊範圍內，就會出現矛盾有如“自打嘴巴”。法官又認爲，署方自己都會搞錯，一般市民不能夠正確理解條文係並不奇怪。
法官指本案有點複雜押後頒書面判詞
法官提及，本案是首宗因車牌查冊被定罪的案件，而記者使用查冊系統調查車輛資料，“古往今來都是這樣做”，從來未有人指出這樣做是違法。
法官又表示，一般市民不會了解立法原意，而相關爭議在本案之後才出現，認為蔡玉玲可能以為，她希望了解相關車輛用途，就是與“交通及運輸相關”事宜，加上過往一向沒有人因而犯法，便進行車牌查冊。
陳政龍補充，蔡玉玲作為記者，希望報道有關車輛在路上的用途，她是否能夠肯定相關目的“與交通及運輸”無關？他又質疑律政司的邏輯有誤，如果查冊的目的只能用於“交通與運輸相關”，而律政司為本案進行查冊取得的證書作為呈堂證物，也應該屬於違法行為。
法官李運騰形容本案的議題“有啲(點)複雜”，他需時研究，將押後於3個月內，即是不遲於11月28日頒下書面判詞。
蔡玉玲冀上訴為新聞自由盡一點力
上訴聆訊結束後，蔡玉玲在高等法院外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案件已經進入上訴及司法程序，她不會評論勝算如何，留待法官裁決。她又表示以平常心面對這次上訴，堅持做自己認為應該做及可以做的事情。
蔡玉玲表示，提出上訴並不是為她自己被定罪，主要是為整件事情的性質，希望透過這次上訴，為香港的新聞業界及新聞自由盡一點力。
蔡玉玲說：“希望由法庭裁決，我們(新聞界)一直行之有效，一個涉及公眾知情權及新聞自由的查冊工具，究竟在香港的法例當中是否符合法律精神，以及是否可以這麼狹義地演繹，車輛登記證明書的使用用途，一刀切地將傳媒任何使用車輛登記證明書，那怕是作為報道的調查新聞，或者是一些涉及公眾知情權的案件，上次的案件就是一個對(新聞)業界帶來負面影響的案例，我自己都希望透過這個上訴案，可以在這件事上面，希望能夠為香港的(新聞)業界，或者是新聞自由方面盡一點力。”
不希望新聞界失去查冊的資料來源
蔡玉玲表示，各類的查冊都是新聞報道相當重要的資料來源，其中車牌查冊在香港新聞界多年來行之有效，在法庭上亦講得很清楚，過去幾十年來，香港的新聞記者使用車牌查冊做了很多有價值，以及有關公眾知情權的報道，包括“高官偷步買車”，以及一些不當使用車輛作非法行為的報道，她不希望新聞界失去查冊的資料來源。
蔡玉玲說：“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涉及公眾利益的，而據我了解就是在我的案例之後，其實業界、即是很多新聞機構，基本上都停止了容讓它們的記者去進行查冊作報道用途，相信其實都對整個業界、對新聞自由、對公眾知情權帶來負面的影響，希望今次的上訴案例可以在這方面起到一個作用。”
力所能及為香港人做一些事
蔡玉玲獲得美國哈佛大學尼曼獎學金，去年8月前往哈佛大學進修一年，研究獨立及調查新聞媒體應如何發展和生存，最近返回香港。有記者問及，這個時候很多人都選擇離開香港，為何蔡玉玲選擇“反其道而行”回來香港﹖
蔡玉玲回應表示，香港是她的家，她喜愛這個地方，希望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香港人做一些事。
蔡玉玲說：“香港係我屋企(的家)，即是我喜愛呢個地方，我亦都希望自己在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可以為這個地方、為香港人‘做返啲嘢’(做一些事情)。”
蔡玉玲又表示，現在對香港新聞界而言，是一個相當挑戰的時候，希望新聞工作者在自己的崗位繼續努力。
蔡玉玲說：“我想現在是一個可能對大家(新聞工作者)而言，都是一個很有挑戰的時候，其實大家都還是很努力在做很多事情的，能夠同大家一齊繼續工作，我是覺得很感恩及恩慰的，希望繼續大家在自己的崗位都可以繼續努力。”
2021年4月22日蔡玉玲因車牌查冊，被裁定兩項虛假陳述罪名成立，香港記者協會等8大傳媒工會發宣言表示，警方拘捕蔡玉玲是錯誤的決定，律政司正式檢控，是一錯再錯，法院裁定記者罪名成立，是錯上加錯，記者進行正常採訪工作被判違法，是狠狠地摧毀香港僅餘的新聞自由。今日香港，記者因為履行職能，讓涉及公眾利益的資訊曝光，竟要負上刑責，是新聞界黑暗的一天、香港蒙羞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