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2022年新年賀詞的一大看點是打破慣例，隻字不提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改革開放。習近平執政以來,第一個任期幾乎言必稱改革開放，進入第二個任期後,他也時常以改革開放裝潢門面。
觀察人士注意到，在習近平此前的歷次新年賀詞中，都有“改革開放”四個字。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經濟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
但是改革開放顯然與習近平理念不合，近年來，他加強其個人對全黨以及黨對國家的控制，改革開放業已名存實亡，現在似乎終於走到盡頭。
改革開放及其夭折如何改變中國的發展進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習近平的共同富裕能否兼容？習近平路線是毛鄧折衷還是抬毛抑鄧？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習近平之所以不再提“改革開放”是因為他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他領導的“新時代”，也就是習近平時代了。
他說：“習近平不喜歡兩分法，他一上台就提出兩個歷史時期不能互相否定。他也不喜歡兩段論，他不喜歡別人把他劃在第二個時期內，把他看作是第二個時期的延續。他認為他已經開創了一個新時代，不是兩段論，現在是三段論了。我記得前幾次曾經講過三段論的問題。第二個歷史時期的名字就叫改革開放，現在既然是第三個歷史時期了，都是新時代了，就不能再用老名字了。當然這不是說以後中共就不再說改革開放這兩個詞了，以後還會用。現在他大概的意思主要說，改革開放這種說法用來概括當下這個時期是不恰當的。他以後不會這麼用了，他不會用改革開放來命名現在這個時代、現在這個時期。他要強調的是，現在已經是新時代了，是習近平時代了，是第三個歷史時期了。我想這就是習近平新年賀詞不提改革開放的原因。”
中國流亡作家蘇曉康認為，習近平不提“改革開放”是因為他希望中國從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代結束。
他說：“習近平要結束鄧小平的政策，非常清楚，他搞不搞得了什麼共同富裕這些，我們先不去說，但是他要先結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他要打貪、打富人，這個信號非常清楚。就是說中國要從鄧小平時代結束，但是往哪兒去呢？我們的看法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埋下了非常嚴重的危機。解決中國改革開放問題的唯一出路是走憲政民主的道路。可是習近平不想這樣走，那他怎麼辦呢？沒有辦法想向前走，他只有倒回去，走回到毛澤東時代。”
胡平表示，習近平上台以來強調反腐打貪，但其選擇性的反腐導致改革開放以來一些積極的因素被毀掉了，一些消極的因素被放大了，而且成就了他的個人獨裁。
他說：“改革開放這四十多年，中國的變化非常大。要講清這四十多年中國變化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那恐怕得寫一本書。這裡我只能簡單講兩句。改革開放這四十多年，並不是沿著一個路子、一個方向走下來的，中間有很大的反复、很大的轉變。應該說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可以分成兩段時期，六四前是一段，六四後又是一段。六四前的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和政治改革開放是攜手向前、互相促進的。六四屠殺不但終止了政治改革，而且把經濟改革引向了一條邪路。六四後的經濟改革，我們看到的就是因為沒有起碼的民眾的參與和民主的監督，因此不可避免地變成了權貴私有化。共產黨本來是靠打倒地主資本家起家的，現在到頭來搖身一變，一步到位自己就成了地主資本家。這麼一來革命就成了搶劫，改革就等於分贓了。可弔詭的是偏偏是這種建立在六四屠殺基礎上的，天底下最不公不義的、最蔑視人權的這麼一種經濟體制轉型的方式，反而造就了最大的經濟發展的奇蹟。這種經濟發展的奇蹟又反過來強化了六四屠殺，現在一些人就說中國經濟發展這麼好，可見到當年殺人殺對了，可見今後還是要繼續高壓維穩。另外在江胡時代，伴隨中國的經濟的發展，始終有一個大問題，就是腐敗的問題。腐敗氾濫成災，史無前例。習近平上台以來就大力反腐敗。他只是打擊那些腐敗的個體，他維持了作為整體的腐敗。也就是他這種經濟轉型的方式就是腐敗的方式，這一點他是維持了下來。他主要通過選擇性的反腐敗來搞黨內大清洗，清除異己，結果造成了個人的獨裁，在這點上幾乎已經回到了毛時代。這麼一來，他又把改革開放以來有些積極的因素摧毀掉了，把一些消極的因素加以放大，把它擴大了。因此就造成一種特別危險，而且特別困難的局面。”
中國流亡作家、當年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時期改革開放宣教片《河殤》的主筆蘇曉康表示，中國驚人的經濟發展帶來驚人的腐敗，而這竟然為習近平的紅二代恢復毛式獨裁提供了合法性。
他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我一直定義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相對於毛澤東的閉關鎖國、階級鬥爭、貧困化，這樣的政治路線來說無疑是一個進步。剛才你提到我在80年代做的那個電視片《河殤》，主題講的就是一個開放。從黃河走向大海，我們從六十年代，我是四九年生人，胡平比我稍微大一點，我們是在毛澤東那個黑暗時代生活過來的人，我們知道毛澤東的閉關鎖國是多麼可怕。所以當1976年毛澤東死掉鄧小平復出，這當然很複雜，他後來搞改革開放，特別是開放這一點，當時對我們來說是極大的一種鼓舞。因此80年代，我講過很多次80年代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中國出了非常多的好電影、好小說，今天回顧起來，我還是說80年代非常不得了。就是一點點開放而已。所以你想中華民族的創造力，政治上你只要給他一點開放，他是不得了的事情。可是這個改革開放，我剛才說的鄧小平的這次改革開放，最後在89年天門學潮起來以後翻了船，導致了六四屠殺。六四屠殺以後，鄧小平再次強調改革開放，他沒有縮回去，可是這個改革開放完全是另外一條路了。剛才胡平也提到，這個改革開放，一方面是向西方輸出廉價勞動力；另外一方面是在中國拆除社會主義。這就是江澤民跟朱鎔基的江朱時代，朱鎔基幹的一件事情。當時有一句話，叫做‘教育、醫療、住房三波商品化，把中國人送回舊社會去’。然後就是腐敗，腐敗就是從鄧小平的第二期改革，在江澤民和朱鎔基主持下開始的。我今天要講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中國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因為跳過了製度改革這一環，所以造成了叫做‘一個驚人的經濟增長變成一個驚人的腐敗’。這個腐敗正好向紅二代，就是習近平代表的利益集團提供一個極權的合法性。習近平在中國是有合法性的。雖然我認為這個紅二代極權實際上不代表中國的任何老百姓，它就代表這批紅二代，嗜血集團，可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腐敗給他提供了合法性。所以變成發財，改革開放以後，相對於毛澤東而言的那個改革開放是一個發財或者說腐敗，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習近平的反腐敗變成中共的第二合法性，所以變成是第二合法性去滅掉第一合法性。共產黨怎麼講都有理，非常荒謬。”
（美國之音記者尹暄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