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總統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的情況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仍然親自出訪日本，與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外長共同出席了“四方安全對話”(The Quad)。蓬佩奧發表講話再次指責中國掩蓋疫情，導致疫情惡化。
蓬佩奧同時呼籲深化美、日、印、澳的合作，以此作為抵禦中國日益增長的地區影響力的屏障。
在中國與印太地區主要民主國家關係不斷惡化的背景下，“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是否有望發展成為一個類似北約的軍事聯盟以對抗中國的安全威脅？美國強化印太地區主要民主國家合作對抗中國的戰略收效如何？在華盛頓的“包圍”下，北京是否正面臨沒同盟、沒朋友的窘境？
美國聖托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葉耀元表示，蓬佩奧此次亞洲之行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對於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有重要意義。
他說：“美國之所以必須要在這個時間點去參加這個會議，主要點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美國必須要去參加這個會議去給這些國家一個reassurance（保證）。他要去再度確認美國對這些國家的安全的commitment（承諾），或對這些國家在經濟安全上的協助是絕對不遺餘力的。我們特別看到的是日本、澳大利亞，它們跟中國之間的經濟相對來說比較緊密結合。所以它不希望這些國家因為經濟的利益而不把跟美國之間的這些安全協議放在第一順位。所以他必須出席這個會議去保證，去重新跟這些國家確認美國的安全承諾。”
美中日比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楊中美認為，蓬佩奧赴日本出席四方對話是希望抓住中國與美國、印度和澳大利亞關係緊張以及菅義偉剛剛出任日本首相的機遇，鞏固美國與這三個重要印太國家的關係。但他也強調，這些國家還不會完全倒向美國。
他說：“日本的新政權剛剛上來，印度又發生了很大的中印邊境對抗問題。澳大利亞和中國關係也是比較緊張。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如果能加把勁把印太戰略鞏固下來的話，對美國的印太戰略包圍和阻止中國的崛起應該說是比較有利的。同時對這些國家來說它們和中國本身的經濟利益和外交關係還是有很大的相連關係的。它們也不可能要向美國完全地傾斜。尤其像日本這樣一個國家，它在經濟上和中國形成一個緊密關係，實際上中國是它最大的經濟貿易交往的國家。澳大利亞也是類似的。如果過分傾向美國可能也會損害它們的國家利益。”
美國副國務卿比根9月份曾表示，印太地區缺乏一個像北約那樣的強有力的多邊機構，美方希望把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常態化，來防範中國的挑戰。但很多分析人士目前都不看好四方安全對話能夠被打造成一個類似於北約那樣的軍事聯盟。
美國聖托馬斯大學的葉耀元教授認為，四方對話尚無法成為亞洲的“小北約”是因為像日本和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仍然與中國保持有緊密的經濟聯繫。因此，在美中爆發“熱戰”或關係降到谷底之前，美日印澳形成軍事、安全同盟關係的條件都不成熟。
他說：“主要的挑戰還是在於今天不能否認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市場，它代表的經濟誘因對這些國家來說還是非常之強大。日本、澳大利亞，甚至是印度會不會因為單純地與美國之間不管是它的制度的相似性或價值的相似性就完全放棄所謂的麵包而去擁抱安全？我覺得對他們來說只要在所謂的熱戰開始之前，就是所謂的美中事實上的一個軍事衝突開始之前，或者是美中之間的關係已經降到了不能再降的地步，這個地方最有可能做谷底，真正的谷底其實是中美斷交。這個冷戰完全形成之前他們應該一直都會採取觀望的態勢。因為你太早亮底牌一定會得罪一方。不管你是對中國亮底牌還是對美國亮底牌，事實上都會傷害到自己，不管是傷害自己的一個安全利益或者傷害自己的經濟利益。所以事實上日本、澳大利亞最好的做法或者它一直在執行的做法就是我什麼都不要賭，我要繼續跟兩邊維持一個良好的關係。我可以繼續享受美國的安全保護，同時我又要繼續享受中國所帶來的經濟利益。”
美中日比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楊中美認為，中國近期在香港、少數民族政策和人權等問題上的做法激化了中國與自由民主世界的價值觀的衝突，加劇了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共的警惕。這給了特朗普政府一個良機去鞏固與盟友的關係，共同對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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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中國的政治價值觀有問題。它的政治體制上最近發生了一些問題，就像香港問題、少數民族的問題、人權等問題引起了與西方價值觀的衝突。在這種情況下，原來是美國前段時間在同盟關係方面強調美國利益、美國第一的情況下，實際上同盟關係相當於弱化。一個重要點就是價值觀和同盟關係。但是這兩方面，特朗普政權實際上做得並不好。正好利用中國前段時間的一個低落時期，在加強印太戰略方面強調這樣一個許多政治上的價值觀和加強同盟關係正好是一個良好的時機。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機會。應該說造成印太戰略的加強有中國自己政治體制的問題，犯了政治錯誤。但是反過來說也是特朗普對抗中國政策的時候想抓住這樣一個政治機會，想重新加強美國自身的一個力量，來形成對中國的有利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