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國家網信辦再次對網絡平台出手，此次整頓重點是商業網站平台和“自媒體”。中共在2003年定下政治上“學北韓”的基調後，對互聯網管控的力度越來越大。
根據中國國家網信辦，此次集中整治將重點聚焦六大任務：一是集中整治商業網站平台、手機瀏覽器、“自媒體”違規採編髮布互聯網新聞訊息、轉載非合規稿源問題；二是規範移動應用商店境內新聞類APP審核管理；三是建立健全社交平台社區規則，加強社交平台運營管理；四是規範商業網站平台熱點榜單運營管理；五是加強網絡名人參與論壇、講壇、講座、年會、報告會、研討會等網絡活動管理，規範相關活動網上直播；六是優化改進移動新聞客戶端和公眾賬號正能量傳播。
緊接著，在中國社交媒體上便又出現了一波大清洗，許多人在微博微信的賬號被封。由於此次針對自媒體，所有談論新聞、時政之類的賬號幾乎都被封殺。
一位參加了網信辦此次會議的人在朋友圈透露：“接下來自媒體的日子越發難過了，按規定，幾乎什麼都不可以發，不允許轉載官方媒體新聞，不允許報導突發事件，不允許發布房地產負面信息，連預估房價走勢都不允許。歸根結底就是什麼都不能發。”
這一輪封殺，再次引發網民對言論自由封殺的不滿，並懷念起之前互聯網平台起初的自由之風，從早期的“法外之地”到如今的“寸草不生”，中國互聯網發展歷史的背後卻是中共網絡審查的歷史。
2003年，是維權元年，也是網絡嚴控的開始
對於此次出現的對“自媒體”的大清洗，滕彪一點不吃驚。他說：“整個來說它是要控制輿論、控制信息，如果民間討論的信息是在官方傳統控制之外的，它的基礎就受到侵蝕了，這是它根本的考慮。”滕彪說，其實首先互聯網進入中國之後就出台不少規定進行審查和過濾，包括建防火牆，互聯網進入中國不久就開始建立防火牆的。隨著互聯網在中國發展越來越快，使用的人越來越多，管理也是一步一步跟上。不過，滕彪認為，如今的管控與起初互聯網剛進入中國時，還是有天壤之別的。
時隔多年，已在美國的人權律師滕彪依然會懷念北大BBS“一塌糊塗”起初的自由之風。
“一塌糊塗”是北大物理學研究生吳濤1999年9月，為慶祝北大研究生宿舍樓通網而搭建的BBS，取北大一塔（博雅塔）湖（未名湖）圖（北大圖書館）的諧音，到2004年9月被迫關閉的時候，它是教育網上線平均人數最多的BBS，其中公民生活、反謠言中心、台海觀察、人權研究等版塊，成為當時最活躍的版塊。當時有人調侃：“自從有了一塌糊塗，北大同學的生活就煥然一新了。”很多人在這裡找到同道，滕彪也一樣。當時，他最喜歡到公民生活版塊，在那裡討論時政和時事熱點，那個時候誰都可以註冊誰都可以進來參加討論，“人氣越來越旺。”
“一塌糊塗”的輝煌時期可以說是2003年，這一年的4月，孫志剛事件因《南方都市報》的報導而爆發，公民生活版也推出了"由孫志剛之死看暫住證制度"在線論壇，在這裡發言的人有不久之後上書人大請求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北大三博士許志永、滕彪、俞江。
滕彪回憶，當時在“一塌糊塗”上很多人發信息，從各個方面討論收容遣送制度，還有發挖沙子的照片，很多是傳統媒體沒有報導的內容，非常自由，沒有刪帖的情況。滕彪還記得，當時不僅是在北大的“一塌糊塗”上激起激烈的討論，其他論壇，如清華的水木清華、關天茶舍等論壇，也都在討論這件事。
孫志剛事件經網絡發酵，引起全國民眾的激烈反應，2003年6月20日，《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公佈；8月1日，一九八二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廢止。這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次由下而上廢除的法律，也是唯一一次。而互聯網對信息和輿情的傳播、製造話題、帶動公共討論的作用也第一次成功顯現在中國民眾面前。
滕彪回憶說，2003年不僅是孫志剛事件，還有其他事件，比如Sars，湖南教師黃靜案等，當時在網絡上都討論得很激烈，民間輿情強烈，造成很大的社會反響。因此，2003年也被稱為維權運動元年，而互聯網在其中功不可沒：這一年，中國民眾學會了通過網絡來維權，通過網絡得到輿情的關注。
但是，轉折也發生在2003年。滕彪回憶，推出“由孫志剛之死看暫住證制度”在線論壇和Sars討論論壇沒多久，5月4日，“一塌糊塗”發出公告，稱由於公民生活和三角地“沒有做到堅持團結穩定鼓勁” ，所以這兩個版塊暫停。此後，“一塌糊塗”設立了觀察員，可以直接刪除敏感文章。但這並沒有阻止它被關閉的命運，一年後的2004年5月“一塌糊塗”被徹底關閉，離它五歲生日僅差幾天。滕彪說：“他們的反應還是蠻快的。”
胡溫新政背後的“學朝鮮”
《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的創辦人及前總編輯程益中與滕彪有著同樣的觀點，他認為中國互聯網平台如今的局面早在2003年就開始形成，現在不過是老調重彈，是一輪又一輪打擊之後的結果。這一次，把自媒體納入管理，不過是重申，這就像嚴打似的，要把這個效果做給上面的人看而已。
程益中還進一步指出，2003年不僅是中國互聯網的轉折，而且也是整個中國政治的一個轉折點。他說，2002年10月，胡溫上台，當時宣傳是“胡溫新政”，這是當時新華社用的詞，把胡錦濤溫家寶上台，理解成中國要啟動政改，這在當時有這麼一種宣傳。因為江澤民執政14年，很多人罵他，說做了14年，也不政改也不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胡溫上台了，給人感覺要把中斷的政治改革重新續上的感覺。《新京報》的誕生也是基於這樣的一個背景，這個國家要政改，《新京報》就是趁著這個大背景上去的，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程益中說：“我為什麼會印象強烈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2003年10月份的時候，南都案開始爆發了。南都案前期，也就是2003年七八月份的時候，就是七月之前吧，所有的外網都是能上的，當時很多論壇、社區都是很開放的。南都案一爆發，我就忙著南都案的事情，我是2004年3月19日進去的（注：因南都案，程益中於2003年3月19日被刑事拘留，4月1日逮捕。此案被認為是《南方都市報》關於孫志剛案和SARS事件的報導而引起的報復。），在這之前，我們南都利用媒體互聯網發出了很多聲音，利用互聯網串聯和各種反抗，還有和外網的各種聯繫，2004年8月份，我出來的時候，所有之前的網站全部上不去了，前後有半年的時間，所有的外網都上不了，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說中國的防火牆已經起來了，這是很重要的，這是一個重大轉變。”
程益中說，互聯網剛出現的時候，當局還有些遲疑，覺得互聯網管不住，只要把傳統媒體管住就行，然而，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SARS、南都案等一系列事件讓當局發現互聯網的影響力更大，必須管。於是必須改變這個局面，這個局面的轉變就是這個時候發生的。
程益中回憶說，這些事情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背景。他回憶說，當時江澤民給胡錦濤寫了一封信，當時我還在辦新京報，所以我得到了這封信的傳達。大概是2003年國慶節前後，時間有些記不清，江寫了一封信，大意說胡溫上台一年，成績不少，取得了不錯的開局，但是，接下來這個但是就厲害了，但是在這個局面下，利用“胡溫新政”這個口號，一些反對共產黨的自由知識分子提出政改的主張，他們提出這個主張實際就是推翻中國共產黨，為六四平反，這是很關鍵，警告胡溫政府不要被利用，要防止這些人不切實際的期待。胡錦濤在這封信中有很長的批示，胡錦濤是同意他的看法的，胡錦濤的“學北韓”就是這麼來的，胡錦濤批示就是說，朝鮮經濟上困難不少，但政治上有很多不錯的做法，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就是說它的政治是正確的，這個批示大概就是這個意思，然後巴拉巴拉講了一堆，就是要四個堅持，尤其是要堅持他的領導，不能讓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江山斷送在我們手中，不能被自由化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潮所綁架。
因此，程益中認為，如今網絡管控出現這個局面早在2003年就定下基調了，只是後來不斷重申、不斷強化。
習近平時代網絡加速北韓化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出現了平面媒體和網絡兩個不同但又交叉互動的話語空間，盧雪松停課事件、王天成告周葉中抄襲案、北大人事改革事件、聲援《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楊佳事件、鄧玉嬌事件、汶川地震、08憲章、北京奧運、溫州動車事故等等，在互聯網各個平台上激起激烈的討論，維權人士也用社交網絡和互聯網平台進行維權，在網絡和社會上形成大的熱點。滕彪認為，這些時事熱點和網絡事件都對官方的宣傳系統、信息控制系統構成了挑戰，雖然不是直接的，但這些都會讓當局考慮網絡設置話題的能力，形成民間輿論的能力的，從而製定應對之策進行管控，像防火牆、綠壩、還有vpn越來越難，把facebook 推特趕出去等等。滕彪指出，隨著，互聯網的發展，這種管控也一步一步升級，因言獲罪的案例也越來越多。
不過，滕彪指出，習近平上台之後，網絡管控的力度明顯增強。他說，中國政府面對互聯網的，是一直非常警惕，不過在江胡時期，影響沒這麼大，無論是BBS還是微博，這些平台的影響不足以威脅到當局的政權，其次，一些話語，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的話語，也是當局推行市場經濟的需要，所以相對於習近平的時代，打壓得比較輕。但現在情況明顯不同，習近平上台之後，互聯網、社交媒體、NGO組織、維權運動、教會、新聞媒體等等，都逐一打壓，打壓所有的自由力量，所以對網絡的監控也越來越嚴格不足為奇。背後的原因就是考慮到互聯網對中國政治體制的威脅，不管實際威脅怎麼樣，但當局看來這是直接重大的威脅。
不可能的任務：槍口抬高一寸
作為一位老媒體人，程益中說，其實中國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沒有結構性的變化，只是力度更大了。“對媒體都是一樣的，從來沒有寬鬆過，我在做總編的時候也沒有寬鬆過，只不過後來它的力度越來越大，越來越到位，越來越制度化、架構化，並且是規模化。”因此，他認為，做自媒體在中國其實是沒有希望、沒有未來的。
曾在中國做過十年審查和審查相關工作的劉力朋也指出，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審查越來越嚴格，互聯網剛出現的時候，審核員僅僅是私企的內部工作，內部管理也稍微輕鬆，但如今的審查，各種權利部門都有權力審查，有很多直接是網警審查。此外，不僅審查越來越嚴格，對審查員的控制也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每一個審查員後面都有監控，且一些大的操作基本由兩人完成，所有的資料文檔都有數字指紋，幾乎不太可能想起初那樣“槍口抬高一寸”或是“睜隻眼閉隻眼”，更不可能把審查的資料和規則傳到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