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在香港一百多年的歷史上曾經是個遙不可及的詞語，可是自從2019年香港政府以強硬態度將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士扣留，以及2020年通過港版國安法，以國安法將異見者判監後，不少人突然變成「政治犯」。
數年過去後的今天，部分「政治犯」已經出獄，不過重投社會後他們才發現一切都不再一樣了，猶如從小監牢移到大監牢，而且從內到外受到的精神壓力，更是局外人無法想像和體會的。
在美港人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在今年5月發表數據，指截至今年4月，香港政治犯人數增至1,841人，除了中共政府和香港政府高調處置的政治人物，包括佔中行動發起人戴耀廷、前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樞機主教陳日君等，此外還有記者、律師、教師等來自各行業的反對者，當中多數人年齡不足25歲。
而且「未審先囚」的情況相當普遍，例如戴耀廷等人因民主派立法會初選觸犯國安法，在2021年2月被捕，稱為“47人案”，被捕人士一直被拘留在獄中超過3年，及至今年5月，其中45人才被宣判罪成，但目前仍在分批上訴階段，連判囚多久都未有定案，離開囚牢仍遙遙無期。
在獄中飽受精神騷擾
香港左翼民主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嘉發，雖然仍免於牢獄之災，不過由於他跟其他仍未被起訴的黨友，仍然堅持在鬧市擺放街站，就爭議政治議題公開發表意見，有時也會發起群眾運動，例如在5月「47人案」宣布判決當天，社民連原定計劃聚眾在法院外聲援，周嘉發和黨友卻因此被政府當局扣留逾三十小時。類似這樣的扣留，周嘉發和他的黨友們最少已嚐過數次。
周嘉發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透露在羈留室雖沒有遭受警員的嚴刑逼供，但也遭受不少精神方面的不友善對待。他說：「大部分在扣留的時間是無事可做，但他們就是刻意拖延，甚至只是一張A4紙長度的拘捕人通知書，也要在我面前至少讀兩次，擺明是拖延時間。
在扣留期間會擔心，因為不知道當局會否控告，若控告又會被控什麼罪名，令我感到彷彆。而他們會限制我與外界溝通的權利，猶如與世隔絕，徵求法律意見和親友協助都被禁止。甚至有時是在被打至片體鱗傷之下被扣留，那時已經被膠帶勒住很久，但警員沒打算為我剪開。另外，羈留室一直亮著大白光燈，雖然可以用毛毯蓋著雙眼，但毛毯的衛生情況就可自行衡量。 」
周嘉發續稱，現在如果在街上見到警員，也會因為在羈留室的不快經歷而有不舒服的感覺，所以對被囚禁多時的黨友到底承受多大的精神傷害，實在是不敢想像。
出獄後難以重過正常生活
除了精神壓力，香港政治犯在出獄後，也無法重過一般人的生活，甚至身心都繼續被囚，只是換了另一種方式而已。例如同屬社民連的前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陳皓桓，在2021年因被判未經批准集結及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結罪，而被判囚18個月，及至2022年10月獲釋。不過出獄後由於留有案底，尤其背負「政治罪行」令他一直無法找到全職工作，也因為業主害怕他的背景而不租房子給他。為了不再受政治獄影響日後生活，陳皓桓選擇低調生活，也婉拒傳媒的一切訪問。就算另一名社民連成員黃浩銘獲得保險從業員牌照，成為“專業人士”，也沒有保險公司願意僱用。至於社運案獨立社工劉家棟，出獄後無法再於社福界立足，只能改以獨立身份協助同樣因政治獄受影響的釋囚重投社會，可是當美國之音記者希望接觸劉家棟的時候，他卻以「不可抗力因素」為由拒絕受訪者。
網台前主持，綽號「傑斯」的尹耀升，由於在網台節目發表「前特首林鄭死全家」等言論，所以被控煽動及洗黑錢罪被判入獄32個月。刑滿出獄後，「傑斯」曾表示香港是家所以無意移民，可是他很快發現香港已容不下他，例如每天被三群人跟踪監視，連開銀行戶口也不得要領，所以最終決定移居加拿大。他的前網台拍檔，現在也已移居台灣的時事評論員桑普，坦言「傑斯」雖已遠離是非之地，但心靈已因政治獄而受傷。他告訴美國之音：「他有一段時間失眠，還會發惡夢，會想起很多以往的事，這些情況到現在還會間歇出現，他甚至還要接受心理諮商。在他坐牢時所受的最大精神傷害，是一直不知道還要被囚多久，直到獲釋前一個月，才被告知下個月就可出去。之災磨蝕。
政府意圖一網打盡
有分析家會將2019年後的政治獄，跟香港在1967年港英政府監禁左派人士的情況比較。不過桑普嚴正反駁這些論調，最主要原因是「六七暴動」是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延伸，跟2019年後的反修例運動所追求的南轅北轍。而當年港英政府和現在的特區政府對異見者的處理手法也大不相同，他說：「港英政府是點到即止，中共政權卻是要一網打盡。港英政府只會拘捕一小撮人，也不會設立一整套計畫進行整治工作。多抗爭者可能將面對10年、20年甚至是無期徒刑。
香港政府近年不斷以政治因素逮捕和監禁異見者，不少分析家皆指出這對整個社會造成重大傷害。前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坦言除非政府能在監禁過程中成功將政治犯全面思想改造，否則就算出獄後開口認錯，他們的內心還是不服，而且當中有不少是專業人士，要統戰收編他們都很困難。對於為何香港政府近年如此積極製造政治犯，鐘劍華認為是中共政府和特區政府都有意為之。
「北京或落下一些指示，或策略上有些建議給予特區政府，至於要開槍射誰，特區政府就有討論空間，要做得多盡就視乎特區政府想達到什麼個人目的。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人時常要公開表忠，甚至講話比共產黨幹部更狠，是因為他們認為說了沒有壞處，中共政府也不會反駁，反而有機會吸引中共政府注意，」他說。
對香港問題有深刻研究的台灣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則以台灣在國民黨威權時代的政治犯遭遇作為例子，對香港將來的情況作出推論。他告訴美國之音：「國民黨政府針對政治犯，在更生特別是再就業方面設立很多限制，也會隨著政治犯到哪裡就業，就將政治檔案送到哪裡，讓很多機構不敢僱用他們。另外親人也會跟他們保持距離，因為要避免當局連坐審查，或是知情不報會被拖累。個企業，例如是台塑和大同公司，都對政治犯帶來很多幫助。
曾建元續稱相比起威權時代的政治犯慘遭眾叛親離，香港人普遍對近年來為了追求民主自由而坐牢的政治犯多一份同情和尊敬，如果親友和社會能夠對政治犯給予更多支持，有助化解政治犯對社會和政府不滿所帶來的不穩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