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研討會談六四與中港台民主

有香港宗教團體最近舉行研討會，探討六四事件23週年與兩岸三地的民主發展歷程。有中國傳媒工作者表示，六四這個歷史符號對中國新一代年青人的影響力不大，往後中國民主的推動力量不是來自歷史事件，而是新一代追求社會平等，打破利益集團的壟斷。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最近舉行六四23週年紀念研討會，邀請學者、傳媒工作者及神職人員出席，探討兩岸三地的民主發展歷程。

*台灣學生對大陸民運反應冷淡*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時，在台灣大學讀書的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助理教授陳允中在研討會上表示，由於當時台灣與中國大陸處於隔絕狀態，台灣的大學生對支持中國的“89民運”比較冷淡。

陳允中說：“當時我有一些六四的時候在香港大學讀書的同學會稱自己為六四一代，意思是六四影響到他到一個地步，他願意參與社會運動，有些留在香港，有些到中國大陸做勞工議題。所以我來香港的時候，自己也變成六四一代，但是台灣是否也叫六四一代，其實不是。”

陳允中指出，六四事件發生前後，在台灣大學讀書的香港學生較熱心關注中國大陸的民主發展，也有張貼大字報譴責北京當局鎮壓民運，但是當時台灣本地的大學生較專注台灣本土的民主發展。

*六四是現在進行式*

陳允中說：“1989年是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社會運動、民主運動一個高峰期，一個很重要的時刻，很多政治改革被提出，所以台灣學生覺得，當時最重要是要專注在台灣的民主化，所以大陸六四事件是不關我們的事。所以在台灣學生當中，發動遊行聲援六四，最少在台灣大學是沒有發生，唯一有一個校園裡面的遊行，居然是香港學生主辦的。”

基督教善樂堂堂主任林國璋牧師在研討會上表示，六四事件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目前中國大陸很多民運人士仍然受到各種各樣的壓力，例如《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的作者余杰，在中國大陸被綁架，受到酷刑，今年初被放逐；反映今日中國貪腐及遺反人權的情況，比1989年的時候有過之而無不及。

*突發大型群眾運動或可改變中國*

林國璋說：“為何民間維權抗議的聲音不絕於耳，從天安門母親到我們很熟悉的烏坎村抗爭，從劉曉波到陳光誠，沒有停過，雖然壓力很大，但是不停有這樣的人出來，昔日我們有黃雀，今日我們有珍珠(有參與營救陳光誠的大陸民運人士)。”

筆名北風的中國傳媒工作者溫云超在研討會上表示，據統計近兩年來，中國大陸每年500人以上規模的維權事件超過16萬次，而中國政府的維穩費，前年超過923億美元，去年超過1076億美元，不過，今年第一季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比去年同期減少超過20%，反映中國政府的維穩費不可能逐年大幅增加。

溫云超說：“吳強先生是北京大學一個學者，他說中國以後唯一一種可能就是一件很突發的事情，一個城市有十萬人或者幾十萬人聚集，其他城市有人響應，這種突發會成為中國唯一一個轉變的可能。或者另一種可能也可能是最慘的，即是(北京)中央的財政或者控制能力慢慢減弱的時候，各個地方自己坐大，就像清末的時候諸侯割據，即是各個省、各地方自治，到時可能就會天下大亂。”

*六四對中國新一代影響不大*

溫云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六四這個歷史符號對中國新一代年青人的影響力不大，新一代年青人透過互聯網可以查到六四的相關資訊，但是很多都覺得六四距離太遠，往後中國民主的推動力量不是來自歷史事件，而是新一代追求社會平等，打破利益集團的壟斷。

溫云超說：“很簡單即是經濟方面會不會出大問題，他們(年青人)是否找到工作，他們找到工作後，社會有沒有可能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抑或平等的機會給他。現在好像是利益集團壟斷所有的資源，官二代及富二代壟斷了所有好像公務員這些職位，如果年青人完全看不到希望的時候，抗爭肯定會激烈，香港其實是面臨完全相同的問題。”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在回答現場提問時表示，他認為香港的自由進入黑暗的時期，因為他在20多年前已經留意候任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政壇上的表現，1988年梁振英33歲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當時凡是牽涉人權民主的議題，梁振英的回應都是模棱兩可，或者是代表北京的強硬鷹派，唯一例外是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之後，梁振英曾經在報章上刊登廣告譴責北京。

*香港民主靠公民社會爭取*

成名說：“但是很可惜這個譴責在兩年前當梁振英出席中文大學一個演講會的時候，他收回承命。因為當時學生問他如何評價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他不回答這個問題，就說諾貝爾和平獎應該頒給鄧小平。你看他當選(特首)前後的言論，再一次印證他暗地裡的強悍作風，包括當選前他說會擺椅子、拿筆去徵詢民意，今次政府改組五司十四局，想通過就通過，七一前要無縫銜接，說的理據令人摸不著頭腦。”

成名表示，香港的民主前景仍然有希望，因為壓力越大、自由的空間越被收緊的時候，反抗就會越大，香港公民社會不同的界別，應該善用現有的自由空間組織起來，以各種方式監督立法會以及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的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