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數十萬移居海外的香港人中，一些長者因各種原因未有跟隨子女離港，使家庭分離天各一方；但相對於社會上可能因此加劇獨居老人現象，一位從事生死教育的專家提醒，政府及民間應更重視社會整體老齡化所帶來的危機，及早未雨綢繆應對。這位輔導過無數家庭面對生死的社會工作者並好言相勸，因社運立場而撕裂的家庭成員，應思考臨終前會否遺憾，不要讓自己墮進內疚與自責的境地。
香港註冊社工梁梓敦(Arnold Leung)自從大學畢業後，便一直從事與生死機關的工作超過十六年，用香港人最避忌的“死亡”二字來形容他的職業使命最為不過。傳媒喜歡找他談生死教育，多年來他在報章或社交媒體上也大談死亡意義。他擁有的幾個頭銜，也離不開死亡或與之相關的詞匯，如香港生死學協會會長、美國社工協會高級安寧服務社工與美國死亡教育及輔導學會認可死亡學院士等。
有鑑於近年香港社會出現大量移民潮，不願意跟隨子女及孫兒移居海外的長者，會否失去依靠，加劇社會獨居老人現象？縱然一些長者還有其他子女留港負責照顧，分擔了部份的責任；但這些長者的心理狀況，其孤獨感與遺憾，仍是一些傳媒關注的焦點，並因此專題報導探討這種現象。
移民潮下部份留港長者 會為子女的離去感到難過與遺憾
梁梓敦為嘗試解答這現象的起因與如何預防這些長者進一步受到孤立，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專訪。他從生死教育的角度看待這一個複雜的議題，坦承這些不管是主動或被動留下來在香港生活的老人，確實有部份人會難以適應，會很難過，感到很遺憾。
香港特首李家超上月發表的最新施政報告中，在有關長者護理部份，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安老服務，包括增加跨境到大灣區安老養老的選擇；又提出以科技改善生活質素，增加注資鼓勵長者終身學習。不過，施政報告中未有筆墨提到移民潮下遺留在港的長者境況。
移民潮下長者留港現象確實存在 政府與社福機構必須正視
梁梓敦承認，或許香港政府也沒有一個官方的正式數據；即使有，政府也不想公佈這個數字，但縱使粗略簡單估計，在芸芸幾十萬離開的港人中，若有幾萬人在家中還有上一輩的，其實已經有最少八至十萬長者，已經可能留在香港。
梁梓敦首先說：“我想所有真實發生的現象，它也要承認的，它不可以逃避這樣東西的，這真是正在發生的事。正如政府也沒法逃避說，我們以往發生了一些社會事件這樣，你不可能說，你不可能說這事情從沒有發生。只不過是你如何去定義這事情，將這事去定義為正面的事或負面的事？這個就是你去決定。但是你不能逃避一件已經發生了的歷史事件；所以，同樣地，我覺得，作為政府、作為民間機構，我們一定是要去面對這現象，事實上那些長者就是正在面對這樣的狀況。這是真實的。”
這位生死教育專家解釋社會各界不能迴避這些長者的現實在於，原本這些長者在香港是有子女照顧，但這些子女移民走了，他們年紀再大一點不能自我照顧時，那最終的照顧責任必然會落在香港政府身上，政府有責任照顧每個港人百年歸老。他續說，以往政府一直強調要居家安老，不要倚賴老人院；但現在問題是，居家安老也無人照顧，如何達致政府倡導的理想目標？
香港人口加速老化更令人擔憂 2046年時三份一人口在65歲或以上
使梁梓敦更擔憂的，其實是香港社會正邁步走向老齡化，這次移民潮遺留下來在港的長者不會一下子促使香港長者照顧問題惡化，但真正的危機是整體人口不斷老齡化，長者人口大幅增加，才是政府與社會民間應去正視及面對的議題，盡早未雨綢繆，規劃社會資源應對。他也相信，政府不會坐視不理，會正在做一些事情，去面對將來必然會出現的人口加速老化現象。
根據香港統計處今年8月發表的最新統計數據，未來香港人口預期持續高齡化。隨着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士踏入老年，以及男、女平均預期壽命繼續上升，65歲及以上長者的香港人口推算在25年間將增加接近一倍。撇除外籍家庭傭工，長者人口由2021年的145萬上升至2046年的274萬，佔總人口的比例由20.5%上升至36.0%，即每三名港人中便有多於一名是長者。
梁梓敦繼續說：“其實是對的，我同意，其實不只是看移民這個point (角度)，移民這個point (角度)只是在這兩三年發生，事實上是走了一批人，我剛才也說，我們真是值得去想的，就是因為整個香港已經很清楚，政府也已經公佈，過了數十年後，全香港超過30%都是65歲以上的長者，30%！三個裡面便會有一個是65歲以上。你想想整個照顧方面的開支與壓力，其實是很大的。”
人口老化迫使港人正視死亡 生死教育正面發展為人接受
人口加速老化既然是事實，那末如何在香港進一步推廣生死教育，讓長者好好面對死亡， 讓家人籌劃身後事，準備長者有尊容地離去？已經從事這行業十多年的梁梓敦回顧，香港社會過往確實受制於傳統中國人儒家思想以及保守觀念，很難公開談論死亡議題；但伴隨著近年不斷上升的人口老化，社會對這個議題已變得相對開放，傳媒會公開討論報導。
環顧世界各地，梁梓敦解釋，生死教育的普及都源於死亡事故的多寡有關，如台灣2000年時發生過大型天災地震，使大量民眾突然死亡，生死教育因而開始得到重視；在歐美則更早，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歷大量民眾傷亡，在1950年初期，死亡學說便開始出現，學者也紛紛研究討論。
梁梓敦續稱，相比之下，香港過去數十年的太平盛世，相對缺乏上述的社會誘因讓民眾嚴肅探討死亡，其後經濟高速發展，著重物質化，不只避談死亡，更抗拒年老，從而窒礙了死亡教育這門冷門學問的推廣。
梁梓敦繼續說：“是的，即是stigmatized(被污名化)，這是真的，覺得老是不好，死是不好，病是不好的，其實我們很覺得，我們應該永遠保持一個有青春活力年青貌美的生命，這才是最好。我們這個社會標榜我們要擁有很多東西，讚美你這麼年輕，你這麼力壯，你當然要擁有很多，是嗎？你有無限可能。但在這樣一個的marketing(市場營銷)底下，其實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會有所失去，就算我們多努力也好，我們的人生也會失去，但是我們的社會並沒有教導我們如何面對這些失去。”
早年喪親領悟生命真諦 決意從事公眾生死教育
早於2007年從美國完成社工碩士課程回港後，梁梓敦在誤打誤撞的情況下開始從事哀傷輔導工作，其後經歷親人不幸離世，加上從工作中被不同亡者家屬的故事所感動，逐步再進修臨終關懷服務，最後便開啟並踏上了生死公眾教育的職業道路。
面對過無數的臨終案例，作為一位專業社工，究竟臨終者是如何在已知時日無多的情況下，安詳地或怨恨地離開人世呢？記者好奇地查問梁梓敦的角色與專業輔導技巧。他強調，很多臨終病人不一定是怕死，而是害怕生命中帶有遺憾。
梁梓敦繼續說：“其實，你問我，他未必怕死，當然有些人會怕死，但我覺得看到的就是，他更加害怕的，害怕他剩餘的時間不可以做到他心目中想做的事，例如他有些心願未了，例如他與身邊家人沒有機會復和。其實他們所害怕的這一樣，所以我們便做臨終關懷，好多時候做的就是幫助他們完願，完成個心願，幫他們去盡量把握剩下的時間，如何與家人好好相處修補關係，其實是做很多這些，如果能夠做得到的話。”
個人力量渺小 只能盡量減少臨終者遺憾離去
在其中一宗個案中，梁梓敦成功協助了一個幾十年失去聯絡的家庭在一家醫院病房中重聚，但家屬卻與臨終病人在病床邊遙遙相距凝望，久久未能打破肅殺的沉默。此時，梁梓敦扮演了橋樑角色，將案中母親及兄長的手放在病人手裡，讓他們彼此再次連結，病人立時崩潰哭泣。這次事隔數十年的重聚，也讓臨終病人無憾地，在約三個星期後安詳離世。
不過，也並不是每一個個案都如此完美終結，這位生死教育專家也會碰到失意、灰心、甚至是自責的時候。梁梓敦憶述，當然也有些頑固的臨終病人，絕情地拒絕他的善意，如此孤獨地走到人生盡頭。特別是經過這三年來的新冠疫情，他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渺小，不能事事強盡人意，他能做到的就只是讓一個原本正在倒數時間等死的病人，讓他知道至少有他這位臨終病人的社工，真心嘗試過關懷他/她，這份來自陌生人的小小付出也可算是人間有情。
梁梓敦說：“但當然你問，是否每個個案也很成功？也不是，坦白說，我有時想說，就算幾skillful (有技巧) 也好，但我仍然有一些個案是可以不成功的，那病人可能他(以往受到)的傷害太大，他執著的感覺太強。他對我說，我完全不想見任何人。你(社工)不要找他們(家人)。但你會見到，其實他是不開心的。但他的選擇就是要對你說，我不需要(與家人見面)。甚至有些 (病) 人，甚至你探望他，也會對你說，你沒有需要過來與我閒聊。我沒有需要，謝謝！”
多花心思創意介紹死亡 擴闊港人認識外地歡慶葬禮
如此鐵了心腸的個案儘管不多，但既然死亡乃是人生必經之路，如何減少鬱鬱不歡而死，教育公眾面對生命真諦，減少臨終者與家人的終身遺憾，對這位生死教育專家便顯得更加重要。他過去十多年，曾經在香港與馬來西亞等地舉辦過有關認識死亡的死亡節“DeathFest”，也透過邀請大學學者用文學詩詞的方式介紹死亡，更加提倡成功落實了為不足24週的胎兒舉辦葬禮，這一切都是為了衝破香港人固有牢牢的傳統死亡觀念枷鎖，讓思想到釋放。他介紹說，世界上其他地方道別死者的方式，甚至不一定是哭哭啼啼的。
梁梓敦說：“我想我們其中一個近年十分認識的就是墨西哥，我們在觀看電影時也看到，Disney (迪士尼) 也拍了一套電影。墨西哥原來有亡靈節。亡靈節真的是celebration (這樣慶祝) ，它那種顏色、氣氛與音樂，完全在我們華人文化內，是沒有可能會見到的。除此之外，其實還有，我以前都有看過，例如非洲，也有一些國家，他們在喪禮時，抬著棺材在街道上跳舞，這也是我們沒有可能在我們的文化中會看得到的。所以，我會覺得生死教育另一很重要的議題，就是做一個文化之間的比較。”
儘管並不是每個香港人都能接受上述這些看似難以接受的葬禮儀式，但在輔導迎接死亡來臨的過程中，梁梓敦也應用了樂觀面對的工作原則。以一般長者最忌違拍照俗稱掛在靈車前的“車頭相”照片為例，他說會開玩笑地威脅長者若不配合拍照，會使用他們最不喜歡的香港身份證相片。他更會為長者隆重其事，為他們安排拍攝一張美好的照片。
梁梓敦說：“所以我們經常強調，就是生死教育是一個可以好輕鬆的一件事情。它不需要再好沉重，因為其實死亡本身已經好沉重，你不需要使它再沉重一些。其實，所以我們相反應該要使這一件事，變得輕鬆。如我們拍照（遺照），我們可能會好大規模地做，我們要建造棚架，跟著又要找攝影師打光還要協助們美容，為何要做這麼多東西？就是想他們開心。”
面對不斷膨脹的獨居老人現象，這位死亡專家倒不是過份擔心長者死在家中屍體發臭，未能及時被發現的個案會不斷增加。他解釋，不僅是平安鐘服務普及，近年一些社福機構利用科技發展的新服務，可以做到一天撥打電話給獨居長者兩次，他們只需按下一個號碼，便能報告平安，這樣既能確保獨居長者沒有家居意外，也能照顧他們的私隱需要。
望政治撕裂家庭成員三思親人關係 勿因臨終逝世留下遺憾
香港社運與國安法的實施導致大批港人移居海外，遺留下來的長者無可避免地需要適應孤獨面對死亡。同樣地，政治的分歧也在社會中撕裂了不少家庭，有家庭成員甚至在鬧翻後決意今後生死不相往來。作為一位臨終輔導員，看過不少家庭的悲歡離合，梁梓敦對因政治觀點不同而鬧翻的家庭自有一翻見解。他說，這是愚蠢與不值得的表現，寄望對立雙方的家庭成員能理智地看待親人關係。
梁梓敦說：“當然我會覺得如果你在這一刻，你仍然覺得這一種(對社會運動的)分歧是沒有辦法可以接受的話，那麼便算吧！我覺得是沒有問的，真的沒有問題的。我經常覺得一樣最重要的，就是每個人都要認真思考，究竟這一個(家)人，對你來說重要些，還是大家的想法不一至重要些呢？你們自己去想吧！我沒有答案，交給你們去想，我能夠作為一個做生死教育工作的社工，要說給大家知道的，就是我見過無數病人，無數的人，當到達臨終那一刻時，很後悔，很內疚，很自責，就是為何我要這麼執著呢？”
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