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的兩月多月裡，他先後簽署了1.9萬億經濟刺激法案，推出了2萬億基礎設施計劃，另一份造價或在1萬億左右的“美國家庭計劃”也將在數週後出爐。這一系列開支計劃是美國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修建州際高速公路並展開太空競賽以來最大手筆的公共投資，在很多人看來，這標誌著一個新的“大政府時代”的到來。
不同於“羅斯福新政”的大政府？
從“美國援助法案”到“美國就業計劃”再到”美國家庭計劃”，拜登總統提出的總開支已超過4萬億美元。在昂貴的價簽背後，是更為宏大的願景 - 1.9萬億經濟刺激法案涉及了大量社會福利項目的擴張；2萬億基礎設施計劃中，用以修建道路和橋樑的錢只佔總開支的6%，真正佔重頭的開支則被用以那些提升種族、性別和經濟平等，帶動美國向清潔能源新經濟轉型，提振高級製造業和護理產業，以及搶佔未來技術高地的項目。
在拜登看來，政府投資是撬動這些宏偉項目的關鍵，隨之產生的公共成本則需要企業承擔更多的責任，為此，他提議將企業稅從21%提升至28%。
有人稱這是拜登的一場“豪賭”，賭政府能比市場更有效地提振經濟，能完成私人部門做不到的事情。
雪城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克里斯托弗·法里西（Christopher Faricy）對美國之音感嘆道：“我們所看到的開支倡議的規模真的是巨大的”。他甚至認為，這是自林登·約翰遜提出“偉大社會”以來對於“大政府”的一次最強推動。
所謂“大政府”，是指政府在解決社會問題中扮演更大的角色，這通常伴隨著政府規模、財政支出、稅負和政府監管的增加。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大政府”行為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羅斯福總統為應對“大蕭條”而提出的“新政”（New Deal)，以及上世紀六十年代林登·約翰遜總統提出的“偉大社會”計劃（Great Society）。
與“大政府”相對應的“小政府”，通常是指政府為自己“瘦身”和讓權，讓自由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里根總統是讓這一概念深入人心的關鍵人物。他在任上採取減稅、去監管、福利改革等舉措，被稱為“里根革命”。在1981年就職演說中，里根的那句“政府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更是成為了無數小政府主義者的座右銘。
不過，里根也並未能扭轉自“羅斯福新政”開始美國政府越來越大的趨勢。無論從職能範圍、財政收支還是人員規模來看，美國政府都處在持續的擴張之中，即使是共和黨總統在任時也不例外。
拜登雄心勃勃的開支計劃顯然將為政府的擴張提速。不過，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管理項目主任托德•貝爾特（Todd L. Belt ）教授認為，拜登提出的開支規模雖然龐大，但從具體的開支方式來看，此時的“大政府”跟“羅斯福新政”時期相比已有很大不同。
他對美國之音說：“當你想到羅斯福新政時的大政府，你想到的是那些'政府項目'，也就是由政府來僱用人、由政府來支付和運作的項目。而人們對大政府的一個擔憂就是這樣的'政府項目'一旦設立就很難取消。但如今，拜登的做法是由政府來投資項目，而這些項目是由私營部門來提供服務的，並不是成立新的政府機構。”
“大政府”路線面臨爭議
長期以來，美國社會對於到底應該走“大政府”的道路還是奉行“小政府”的原則爭論不休。對於“大政府”的批評者而言，“大政府”所帶來的財政赤字上升是經濟的一大隱患。
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預算問題研究員戴維·迪奇（David Ditch）對美國之音說：“我們目前有28萬億美元的債務，平攤到每個美國家庭頭上就是22.5萬美元。這是不可持續的。聯邦政府支出的增長速度持續快於經濟增長，這是個問題。我們花得越多，就越難為之買單。”
此外，很多保守派人士認為政府天然的官僚主義和效率低下，“大政府”不僅解決不了問題，還會帶來資源浪費。迪奇以拜登的經濟計劃為例說：“我們特別是在今年看到的大量支出都是機會主義的，並沒有與美國人和美國經濟的需求緊密相連。”
他同時指出，“大政府”帶來的中央集權對美國民主而言也是不健康的。
“拜登的開支計劃會將目前商業、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的職能都集中到華盛頓手裡。而華盛頓離美國的大多數地方都很遠，我們這樣做出的決定很難反應不同地區的需求，”迪奇對美國之音說，“除此之外，我們現在面臨著政治極化和怨恨情緒的問題，這是因為聯邦政府變得越大，聯邦選舉就會變得越重要，所有事情都是由哪個黨在某個時間剛好控制華盛頓決定的，這是很不健康的。如果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營領域手中有更多的掌控力，情況會更好。”
而在另一些人看來，這些對於“大政府”的擔憂缺乏事實依據。
雪城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克里斯托弗·法里西對美國之音說：“說到財政赤字的問題，20年前就有擔憂說如果政府讓財政赤字過高，就會影響利率和通貨膨脹率。但隨著財政赤字越來越高，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些擔憂真的應驗了。所以在財政赤字的問題上，經濟學理念已經發生了變化。”
他同時表示，那些認為政府效率低下，自由市場能夠比政府更好地解決社會問題的說法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反駁”。
“很多政府的倡議其實是在補貼私營部門，大量的公共開支是花在政府和私營領域的合作上。大多數的政府項目並不是簡單的由政府來做某件事，然後不讓私營市場做，而是由政府和私營領域合作。”
“大政府”具有民意支持？
在“大政府”和“小政府”兩種思潮的角力之下，美國民眾的態度隨著經濟和安全狀況的變化而波動。
風調雨順之時，民眾往往更傾向於“小政府”。比如25年前，當時美國經濟剛剛走出了20世紀90年代初的困境，進入了一個失業率下降、低利率和低通脹的活躍時期，近60%的美國人希望政府不要插手應該留給個人和企業做的事情。那一年，民主黨總統比爾·克林頓站在國會面前宣布，“大政府的時代結束了”。這讓他在隨後的總統選舉中以壓倒性優勢獲得了連任。
而危機時刻則更多地提醒著人們聯邦政府存在的原因以及它相較於私營部門的優勢。彼時，民眾往往更希望政府扮演更大的角色。於是，“大蕭條”催生了“羅斯福新政”；2001年911事件之後，小布殊總統成功推動了國家安全項目和軍費開支的大規模擴張；2008年金融危機為奧巴馬總統開啟大刀闊斧的經濟和醫保改革提供了民意支撐。
顯然，新冠疫情所帶來的民意變化成為了拜登推行“大政府”的東風。
自去年起，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依賴度明顯上升。蓋洛普最近一次的“年度治理問題調查”顯示，54%的美國人希望政府“做得更多”，這是該民調自1992年創辦以來在這個問題上所見到的比例最高的一次。
不過，分析普遍認為，隨著疫情結束、經濟復甦，這樣的民意支撐或將減弱。此外，還有一些民意跡象暗示著“大政府”路線所面臨的逆風。
首先，美國民眾對於政府的看法依舊呈現嚴重的分裂之勢，比如拜登的1.9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雖然整體上獲得了超過60%的支持率，但這主要是靠民主黨選民給予了它90%左右的支持率。該計劃在共和黨選民中的支持率只有30%左右。
其次，美國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度依然整體偏向負面。去年9月，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國人相信政府會一直或在大部分時間裡“做正確的事情”。蓋洛普同期的民調則顯示，只有25%的美國人在“更多的政府服務和更高的稅”以及“更少的政府服務和更低的稅”中間選擇了前者。
與此同時，有60%左右的美國民眾對“社會主義”這樣的概念持負面看法，這意味著即使民眾支持政府扮演更大的角色，但他們依舊對政府的邊界有嚴格的設定，並對政府的手伸得過遠充滿警惕。
美中“大政府”也有大不同
拜登的開支計劃從提出到變成法案再到付諸實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成功走下去的關鍵，就是要盡可能地說服美國民眾。在這個過程中，拜登往往會提到中國。
他常說，中國政府近年來在基礎設施和科技研發領域有大量的公共投資，其GDP佔比甚至遠超美國。拜登強調，增加公共投資是贏得與中國的競爭的關鍵，甚至是證明民主優於專制的關鍵。
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管理項目主任托德•貝爾特認為，中國的“大政府”是“指令式”的。政府可以通過命令輕易引導經濟的方向，甚至可以要求企業為了所謂“大局”或“長遠目標”而承擔損失，“如果政府說你要承受些損失，你對此沒有發言權”。
而美國的“大政府”則更多是“說服式”的。貝爾特教授說，“在美國，政府需要付出更多努力，需要為某些經濟活動提供激勵、補貼，讓人們相信這是有利可圖的，從而推動經濟向某個方向發展，這不是中央政府一聲令下就能做到的”。
他同時指出，美國的政治制度使得即便是“大政府”也面臨很多權力的限制，“這是我們的憲法體制的設計初衷”。
不過，在反對“大政府”的人看來，中央集權的“大政府”無論對美國還是中國都不適合。
傳統基金會預算問題研究員戴維·迪奇對美國之音說：“一個龐大的中央政府控制著一個龐大的國家是不可能健康的。中國各地區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美國各地區之間也有很大差異。在這兩種情況下，如果你有一個中央政府，一直試圖在整個國家推行一刀切的解決方案，往往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