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組織“國際特赦”以港版國安法阻礙工作，及擔心受到刑事制裁為由，決定關閉在香港的兩個辦公室，包括成立接近40年的香港分會。部分輿論認為，國際特赦組織的決定與早前遭香港親北京媒體點名批評有關。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則表示，如果有組織參與活動破壞國家安全，在國安法下當然需要擔憂。
國際特赦組織決定在2021年年底前關閉香港的兩個辦事處，其中香港分會辦事處10月31日停止運作，香港分會網站及社交媒體將停止更新。其區域辦事處將於今年年底關閉，並會轉到亞太區其他辦事處。
國際特赦10月25日發新聞稿表示，香港原是國際公民組織的理想區域基地，但在“港版國安法”下，香港人權組織和工會備受針對，顯示當局加大力度消除所有反對聲音，在如此不穩定環境下，要持續經營越來越困難。
國際特赦：不能免於被政府報復恐懼
國際特赦表示，港版國安法下的“國家安全”定義含糊，至今至少有35個團體解散，香港人權組織無法自由運作，也不能免於被政府報復的恐懼。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伊翎向美國之音表示，雖然國際特赦撤出香港，但未來仍會持續關注香港的人權狀況。
邱伊翎說：“國安法實施到目前為止一年多以來。我們看到，香港的人權狀況，對公民社會的管制越來越嚴重，導致我們最後作出了這樣一個決定。沒有一個實體辦公室當然會增加它的困難度，但是事實上，一直以來我們在中國也是沒有辦公室的。我們對於中國，不管是新疆的議題，或者各種各樣的人權議題上，其實我們從來沒有缺席過。我們當然會結合各種在地相關力量，進行相關研究調查。”
無論回歸前後，香港一直是不少國際非政府組織設立亞太地區總部的首選。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亞洲部資深研究員王松蓮認為，香港是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而且和中國大陸的關係緊密，加上以往香港擁有完善的法治。非政府組織如在中國有項目，選擇紮根香港是理所當然的。即使2015年發生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失踪，其後在大陸被捕事件，但很多組織仍選擇留守香港。
王松蓮說：“銅鑼灣書店的店主和員工被綁架被羈押在大陸。香港的公民社會，尤其是跟中國大陸有關的這些公民社會人士，都開始擔心香港的安全。但是有很多公民社會人士還是繼續在香港工作，因為每個非政府組織都會有自己的風險評估，大部分非政府組織都覺得香港在國安法之前仍然是運作的好地方。”
王松蓮說，2020年7月實施的港版國安法衝擊國際公民社會對香港的認知。他們感受到遊戲規則在國安法底下已徹底扭轉，認為香港的法治制度已不像以往可靠，關鍵是港版國安法涵蓋的都是嚴重罪行，條文字眼又模糊不清。
王松蓮說：“我們認為每個嚴重侵犯人權的官員都必須承受一些後果，才能製止人權受到侵犯的情況。如果只是公開的說某某官員需要受到國際制裁就被當成是煽動顛覆的話，香港好多非政府組織的人員都可能會以這樣一個罪名被逮捕入獄。一個國際組織在國外很多不同地方都會有辦公室。每個辦公室裡都有很多不同的員工。如果其中一個員工說了這樣的話出來，會否影響到香港的員工呢？”
她認為，香港實施國安法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切斷香港公民社會和國際公民社會的聯繫。
1961年成立，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目前在全球155個國家及地區設有辦事處。其中香港分會在1982年成立。在 2019年反送中浪潮期間，香港分會曾批評香港警方無差別及以過分武力攻擊示威者。分會也一直批評“港版國安法”損害香港人權，早在2020年頒布前，國際特赦已發文批評國安機構威脅人權。
遭 “大公報”點名批評
今年9月，香港親北京報紙“大公報”發表題為“支聯會七大劣行”的報導，提及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2012至2018年出任“與NED（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關係密切的‘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執委及公司董事”。
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教授鄭宇碩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目前難以估計國際特赦撤出香港是否與大公報的報導有關，但可以肯定的是國際特赦承受的壓力與日俱增。
鄭宇碩說：“最近這幾個月，（香港警方）利用國安法起訴支聯會，跟支聯會有關的一些組織，像華人民主書院和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也同時受到壓力，首先就是要你交出過去很多年的財務報告。 僅這樣就已花費大量人力。跟受到國安法起訴的組織往來，你本身也會被起訴。這類壓力事實上打擊了很多香港的公民社會組織像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和民間人權陣線。這些組織都自動解散，自動停止活動。”
他說，有太多先例表明，香港公民社會組織一經中國大陸官媒點名批評，港府有關部門都會迅速採取行動。
鄭宇碩說：“國內的官方媒體批評支聯會，批評教協，香港政府就立即採取行動。北京的官媒批評教協，香港政府第二天就中止跟教協維持多年的官方合作關係。”
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公民社會的生存空間受到嚴重威脅。 2021年一月到九月，共有數十個公民社會組織解散。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逸翔對美國之音表示，國際特赦這次高姿態撤出香港釋出了強烈信息。
施逸翔說：“國際特赦組織歷史悠久，具有公信力，都根據可靠信息對各國人權提出人權的批評，像‘台權會’也會參考國際特赦組織的一些報告。重點是國際特赦組織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如果它要發起人權的行動，就比較容易獲得全球的支持，因為它已有全球的網絡。”
施逸翔相信，未來會有更多非政府組織步國際特赦後塵，選擇告別香港。
施逸翔說：“一個國際組織的離開更反映出香港的人權狀況的惡劣。我們非常擔憂會有更多國際組織會因為體制上的壓迫，完全沒有從事人權的可能性而選擇離開。警察不當使用致命的武器，打壓公民社會的結社集會權，影響新聞媒體報導的權利和學術自由，不公平的審判，一旦公民社會萎縮，恐怕以上的情況會越來也糟糕，因為它會失去監督政府的力量，導致港府在各方面的作為會越來越變本加厲。”
人權觀察：港弱勢群體權益堪憂
“人權觀察”亞洲部資深研究員王松蓮認為，國際非政府組織撤出香港影響深遠。不僅言論和選舉自由會持續惡化，香港弱勢群體的權益也會受到侵害。
王松蓮說：“新移民、南亞族裔、以及LGBT（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人士）的性少數。這些弱勢群體享有的人權相對較少。公民社會組織一直為這些群體做倡導的工作。相信未來這些群體享有的權利保障會比現在更少。民主派不能參與選舉之後，保守的社會態度將更為主導港府的政策制定。”
美國之音曾就國際特赦的決定接觸香港部分公民社會團體，但這些團體都拒絕詳談。香港城市大學學者鄭宇碩表示，這充分說明了香港公民社會的處境有多麼艱難。
鄭宇碩說：“國際特赦組織離開香港的這個聲明，香港很多公民組織的負責人也不願意公開評論。這是因為他們自己也感受到壓力。他們明白，要是自己跑出來評論的話，所屬的組織也同樣會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單憑沒有香港公民社會的負責人出來評論這一點，就可以看到香港目前的情況。”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0月26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媒體追問對國際特赦撤出香港的看法。她表示，“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後，不同組織和人士都以此為理由離開香港，但是無法證明這是真正理由，對於國際特赦離開香港，她無法評論。
林鄭月娥說，基本法列明結社、集會和言論自由受到保障，因此任何組織都不應該擔心在香港的合法運作。如果有組織參與活動破壞國家安全，在國安法下當然需要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