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第二人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教授沈大偉，最近接受《紐約時報》採訪，專門解釋此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中共崩潰一文的理由。中共黨史專家高文謙認為，沈大偉在訪談中“明顯地‘揚曾抑習’，替曾慶紅打抱不平”，“已經介入中共高層的內鬥之中”；同時也從另一個角度讓人們看到了中共高層“內鬥激烈，已經撕破了臉，習近平雖大權在握，但遠未一言九鼎，挑戰他的大有人在”。
沈大偉3月6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長文，指中共的統治殘局已經開始，他列舉了五道裂痕以說明習近平如不通過政治改革彌補，只會加快本想通過高壓控制可避免的蘇聯崩潰式命運。
該文隨即引發了各方的激烈辯論。其中中國官媒和某些御用學者的反應尤為激烈，如《環球時報》：指沈大偉“變得像章家敦之流一樣庸俗，靠給中國‘占卜’來博西方輿論的眼球。”
沈大偉3月17日接受《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採訪，解釋了曾被稱為“對華溫和學者”的他何以得出對中共如此不留情面的結論。
*曾慶紅路線能延緩中共衰落*
沈大偉表示，習近平高壓控制會加速中共崩潰，因為他進一步背離了江澤民時代曾慶紅的開明路線。他說，“從大約2000年到2008年，在曾慶紅主持下，中國共產黨選擇了後一種方式。但我認為，在2009年中期，曾慶紅退休之後，中共的方向突然發生了轉變。”
所謂後一種方式是指他認為的列寧式政黨要避免衰落命運的所謂“動態的方式”——“以開放的姿態，嘗試引導和管理變革。”引人注目的是，沈大偉認為，是曾慶紅而不是總書記江澤民，代表了這條能從某種程度上延緩共產黨衰落的路線。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的高文謙說，“聯系近來各種動向，沈大偉的這篇文章不是空穴來風。他之所以在這時候出來贊揚江澤民、曾慶紅，批評習近平，說明中共高層內對習近平上台後的種種作法嚴重分歧，連深知中共政情和官場冷暖的美國學者也直接介入進來，把原來雙方暗中的鬥法公開化”；“他對曾慶紅的辯解已經到了不遺餘力、不加掩飾的地步”。
*中共內鬥已經撕破臉*
高文謙說，沈大偉是美國著名的親中學者，多年來在中共官場遊走自如，與中共官場交往很深，他的這篇文章是個很好的觀察視角，“可以看出中共高層內部刀光劍影，內裡已經撕破臉了”，綜合最近海內外媒體的各種報道，不難看出這一點。
3月14日，香港《動向》雜誌報道，2月26日，趙洪祝代表中紀委、中組部正式宣佈對曾慶紅立案審查。趙洪祝特別轉達了王岐山對曾的三點忠告：現在是檢查、交待的最後時機；不要抱幻想；不要走的太遠。該文甚至被一些海外親北京媒體轉載。
3月5日，曾任曾慶紅秘書、後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的施芝鴻，在兩會期間出席全國政協小組討論會時不避嫌疑，公開反擊海外媒體把中紀委網站刊登的“‘裸官’慶親王的作風問題”一文過度解讀為要打大大老虎曾慶紅，並借闡述習近平提出的“四個全面”，提出要警惕告別“三個代表”迎“四個全面”挑撥性言論。
*胡時代開始背離江曾路線*
沈大偉在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中說，江、曾路線是從胡錦濤時代開始改變的。“一些強大的、可以在控制過程中享有利益的官僚機構聚到一起——宣傳部門、國內安全部門，人民解放軍與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和國有企業，我稱他們為‘鐵四角’——說服了胡錦濤，如果不進行嚴厲打壓，並且在諸多方面更好地加以控制，中共就會失去控制權。”
沈大偉說中共開明期從2000開始，到2008年止。高文謙說，2000年正是江澤民 “三個代表”出爐的年份。“雖然‘三個代表’是個筐，甚麼都往裡裝，反正共產黨把好事全代表了，但實際上是在試圖淡化、鬆動共產黨意識形態這個緊箍咒，把判斷是非的標準放在生產力和人民群眾上，那一段相對開明寬鬆。不管江澤民個人和家族如何，但在政治上提出‘三個代表’，如同赫魯曉夫的全民黨，雖然沒有邁出實質性的一步，但至少是‘與時俱進’，值得肯定。”
高文謙說，相比之下，現在習近平恰恰是在開倒車，舉毛旗，走老路，“政治上沒有新招，都是照搬毛的那一套”，“過去被江澤民鬆動的意識形態，現在習近平又把它重新扭緊了，明顯地逆歷史潮流而動。”
高文謙表示，沈大偉訪談的要害是揚曾抑習，在政治上牽制習近平，“他明顯地為曾慶紅打抱不平，把黨內開明派的桂冠加在曾慶紅頭上，肯定會激怒習近平，因為這樣一來，習近平成了黨內保守的頑固派，形象大損，失去道義上的制高點，黨內中間派會疏遠習近平，這將會進一步加劇習與江曾之間的爭鬥。”
*曾是紅二代的大哥大*
高文謙認為，曾慶紅是紅二代的大哥大，長期處於權力中樞，掌管要害部門多年，在黨內有深厚的人脈，不大容易被撼動。“走到哪一步不好說，取決於各種因素，動曾慶紅，不僅牽扯到江澤民，而且也會傷到紅二代，而紅二代是習近平當政的基本隊伍。”
習近平是江曾在中共17大上推出來以對付胡錦濤的接班人李克強的。習近平為甚麼要把矛頭對准他們呢？
高文謙回答道：“在權力場中，卸任的前任都不願意輕易放棄權力，而現任為了擺脫前任的影響力，就必須作某種切割，連父子、親兄弟都沒有用，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多了。江、曾有可能對習的大力反腐提出過看法；而習一開始也低估了反腐的難度，但開弓沒有回頭箭，如果自己不下狠手，就可能被別人幹下去了。”
高文謙認為，習、曾交惡從打周永康就開始了，“當他一旦決定要打周的時候，他跟江、曾的關係就已經處在一個矛盾當口上了。因為周是曾慶紅提拔起來的人，然後介紹給江澤民。誰是石油幫的幫主？不是周永康，而是當年給余秋里當過秘書的曾慶紅。所以打周永康，跟曾慶紅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不追他便罷，一追一個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