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VOA。
被判18年重刑的華遠集團前董事長任志強獄中病重，其女對習近平發公開信，懇求習允許任出國治療。此舉再次讓人們把眼光放在這位前房產大亨的政治遭遇上。 4年前，任因在文章中不點名公開批評習的政治路線和內外政策，還謳諷習為“剝光衣服也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被北京當局重判。這晃4年就過去了。
在那以後，當局拘押或判刑的政治犯和異議人士的名冊上，又增加了許多位。最新一個是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前副所長朱恆鵬。根據媒體透露的訊息，朱因在微信群非議習而「失聯」數月，他的副所長一職被撤，連帶所及，經濟所領導層也在8月被全部換下。
任、朱在反習隊伍中的獨特價值
從某個角度說，名冊上這一長串習的反對者，任和朱二人具有一種獨特的價值，這主要緣於他們的官員身份。過去10年，民間對習和中共的反對自不待言，敢捨生取義、走上街頭公開表達反對立場的行動者也有好幾位，他們贏得了尚有良知的中國人的敬佩。不過，在官僚群體裡，特別是有一定政治地位和社會聲譽的官員中，儘管對習不滿者大有人在，然而，不畏習的權勢和黨內政治高壓，敢在公開或半公開的場合，包括國內自媒體，非議習的不多見。任、朱正是少數因異議遭當局嚴厲整肅的官員。
他們兩人一個共同的標籤，是黨的領導幹部。任管理的華遠集團是一家國企，這讓他首先是黨的人，當局對他的管理和考核嚴格按照黨的一套標準和程序進行，事實上，任還兼任華遠的黨委副書記。故而他雖然在企業工作，卻是不折不扣的黨的領導幹部，官僚群體的一員。朱所服務的經濟所，雖然不是黨務和政府部門，但作為當局的經濟研究機構，由政府財政供養，它的領導幹部和國企領導一樣，受黨的製度、紀律約束和管理，換言之，也是黨的人。
此外，二人在各自領域具有知名度和社會聲譽。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任喜歡就公共事務特別是房地產領域發言，儘管這些發言為他引來了爭議和不同評價，可顯然，也使他脫離了一般的房地產老闆的角色以及人們對房地產商人唯利是圖的印象，而被社會劃入「公知」行列。此外，其紅二代身份及和王岐山的關係也為他帶來了社會知名度。
朱雖不如任那麼廣為人知，但也是一位知名經濟學家。經濟所是中國最早成立、或許今天還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研究機構，朱能夠做到該所副所長，從他現在遭受的政治整肅來看，當然不可能靠拍馬屁上位，這個職位表明他在經濟研究領域一定的地位和聲譽。
他們兩人的第三個共同點，從事的工作和經濟相關。任所在的房地產行業，本身就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對房地產的研究，不亞於該領域大多數的經濟學者。朱的專職是經濟研究，但也為當局的經濟政策提供諮詢和建議。指出二人的這個相似，是有必要的。因為按照人們的一般理解，對習和現政權的批判，應該更多發生在對政治更敏感的領域和人群。事實上也大致符合這個規律，中國最先站出來公開反對習的，是律師群、傳媒界以及政治研究領域的學者和觀察家。這三個群體在習的集權傾向開始顯現後，先預感到這一點，進而表達反對之聲。
幻想在習的第二任期被徹底打破
相對而言，企業和經濟界人士包括經濟學者，整體上對中國政治的變化，敏感度要差一點，儘管在中國，經濟和政治密切相關。這個群體更多用一種經濟理性去觀察和思考外在世界以及從事的領域，等到他們察覺時，變化已非常明顯，甚至木已成舟。而從實際來看，習以反腐敗開道，以黨內小組抓權，在一段時間裡確實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是一個不同的時代將要到來。到了習第一任期的最後兩年，他已大權在握，一些敏感人士預知到了這種變化，然而，此時習還做不到政令出自一人之手，特別在經濟上還不像政治上表現的那樣高度集權，以李克強為代表的黨內自由派在經濟政策上還能夠對習形成某種牽制。這使得當局的企業界人士和經濟學者雖然對未來也很憂心，但對當局的經濟政策和中國的經濟狀況可能還抱有一絲改好的希望。
幻想是在習的第二個任期被徹底打破的。習越來越專權，黨內高層已無制約他的力量，習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邏輯和思路去治理中國經濟，主要表現在，習為使產業轉型升級，重拳打擊房地產業，並讓國企承擔產業轉型的重任；同時，出於對平台經濟做大後染指金融和政治，挑戰中共統治的考慮，對互聯網企業以監管之名行整肅之實。雖然中國經濟在習上台後顯示出成長疲軟的態勢，但他的一套做法硬生生將經濟導入衰退的軌道，尤其民間企業哀鴻一片，房市股市奄奄一息。令中國經濟雪上加霜的是，疫情三年與世界的隔絕，終將多數中國人對未來的信心完全摧毀，以致疫情過後，受疫情疤痕效應的拖累，經濟並未如預期的那樣反彈。
此種狀況無疑是多數人不樂意見的，對習的不滿和憎惡於是充斥民間和黨內，包括官僚隊伍。對企業和經濟界人士來說，雖然他們可能「覺悟」得晚一點，然而，當中國整體的發展態勢完全逆轉後，他們從事的職業和工作，可能比政治和法律界人士對這種逆轉帶來的後果有更真切和具體的體會。畢竟經濟和每個人息息相關，經濟不好，失業和收入的下降對每個人都是具體可感的。這會讓那些原本不想過問政治的企業和經濟界人士，也不得不面對政治這個根本問題，認為習的發展套路是在自掘墳墓。
未來會有更多官員加入「非習」行列
任、朱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出了他們對習的強烈不滿。任本就好議政，紅二代的
出身和高層關係，讓他比多數企業家更清楚這種一人統治的政治意涵和後果，並由此批判習的黨媒姓黨等主張，當時即給他帶來了麻煩。他沉寂過一段時間，如果閉眼不問時事，退休後可以過著他的安逸日子，然而，也許是不安分的個性，也許是不想讓中國這條大船在習的掌舵下沉沒，總之，在歷史處於黑暗，需要有人吶喊之時，他對習發起了猛烈抨擊，但也讓他和他的家庭付出了沉重代價。
對習而言，任的批判無異於是討伐他的政治檄文。由於疫情初期的瞞報，習把自己搞得很被動，處於政治上的低谷時期，致使他很難不起疑心，認為黨內有一個針對他的勢力，要藉著疫情把他搞下，先由任發難，在輿論上造勢，喚起社會對他的不滿，接下來對他採取其他手段。習當然不能容忍這種事情出現，所以必須拿任祭旗，也就有了2020年任被當局以貪污、受賄等罪名判刑18年，其兒子也被判刑9年。
和任的反習言論廣泛傳播不同，到目前為止，外界不清楚朱到底是如何非議習的，也不清楚他的「失聯」是被當局雙規，還是被秘密抓捕。這讓外界更奇他所犯何事。然而，從他個人的遭遇和連帶損及經濟所來看，此事應該不輕，肯定說了對習大不敬的話。他因此是否會像任一樣被判重刑，眼下也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應該也肯定，當下仍處於政治上的不穩定時期，由於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動搖了習的領導力，如果像朱這樣擔任一定領導職務的知名經濟學者，也可以妄議習和他的政策而不加以嚴處，在當局看來，這就等於鼓勵其他對習不滿的學者也跟著批評攻擊習，如此下去，豈不會動搖軍心，損害習的權威？所以，必須把此事當作政治上妄議中央和習的典型，達到殺一儆百效果。
朱「失聯」並非孤例，近幾年還有當局的一些經濟學家受到「喝茶」、限制出境等處理。從任到朱，當中國的企業和經濟界人士受到當局越來越多的騷擾和打壓，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國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差。另一方面，身為黨國官僚體系的一員，當局對這兩人的處置也說明這支官僚隊伍越來越不好帶。儘管當局用嚴厲的黨紀和專政工具對付它的官員，然而可想而知，它並不能完全禁絕他們的政治非議，這個名冊未來肯定還會增加新的官員面孔。鑑於官僚隊伍是中共統治的支柱，當有更多的官員加入「非習」行列，對習政權絕非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