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VOA。
湖南財政廳女廳長劉文傑遇害案最近幾天震動了中國社會，尤其是官場。雖然在過往，中國也發生過包括高官在內的官員遇害案，該案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兩名嫌犯和被害人一起墜樓身亡，讓此案顯得相當詭異，以致一開始就傳聞四起。
警方在案發後兩天，披露了案件的「詳細過程」。從警方通報來看，要把案件塑造成一起普通的“入室謀財搶劫致人死案”，因此強調嫌犯的賭博欠債，化妝踩點，和死者沒有交集，雙方有打鬥，嫌犯用窗簾結繩逃跑墜落等細節，然而，正是這諸多細節的不合理之處讓人對案件產生更多猜疑。
地方當局定性普通刑案
在警方通報案情前，湖南財政廳搶先發布了死者訃聞。訃告說，劉文傑是一名“優秀中共黨員”，“政治堅定、對黨忠誠，實踐宗旨、一心為民，勤勉敬業、夙夜在公，恪盡職守、鞠躬盡瘁，堅持原則、公道正派，謙虛謹慎、嚴於律己”，其“逝世是湖南財政事業的重大損失”。在官方的話語體系裡，這個評價對一個廳官來說相當高了，顯然，湖南地方當局要為案件定性，向社會傳達這樣一個信號：這就是一起普通的刑案，以打消外界對這位女廳長可能涉腐，或黑吃黑的「胡亂」聯想。
一般而言，在刑事案件偵破前，死者單位是不能擅自發布訃告的，因為訃告涉及對死者生平的政治評價，在嚴格講究政治規矩的當下，對死者作什麼樣的評價不僅關乎死者的政治地位，還關乎死者家屬的實際利益，何況，死者是財政廳的一把手，什麼時候發訃告以及發什麼樣的訃告，它是不能做主的，要由上級部門也就是湖南省政府決定。從這個角度看，訃聞的發布意味著警方的調查結論將很快公佈。
湖南當局之所以快速以普通命案來結案引導社會輿論，原因很簡單，在嫌疑犯和死者都已墜樓身亡的情況下，它要保護死者的“聲譽”，不想輿論帶偏節奏，讓她染上腐敗的色彩。無論是經濟糾紛，黑吃黑，或是仇家尋仇，都會給人留下貪官、腐敗的印象。現在雙方都死了，無法從兩邊的當事人口中得知案情的真實緣由和殺人動機，即便最後偵破這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而有其他成因，但對死者都毫無意義。但對地方當局以及更廣泛的官僚體系卻不然，要想不讓官僚階層的「聲譽」在這起案件中受損，避免在民眾中出現這種看法：一個貪官讓人殺死了，當局就得保護死者的「聲譽」。換言之，當局將此案做成一起普通刑案，並非真出於保護死者“清白考慮”，不想給她和她的家人留下一個污點，而是要保護整個官僚階層的“聲譽”，儘管這種「聲譽」在民眾那兒已所剩無幾。
雖然地方當局可以利用雙方的墜亡，改變這起案件的性質，並極力掩蓋某些重要訊息，但自媒體時代當局是無法做到完全的訊息遮背。民間把嫌犯之一的資料挖出，他是當地一家企業的董事長，還是縣政協委員，和死者有工作交集。流傳最廣的一個版本是，嫌犯有一筆6000萬的借貸，利息900萬，死者正是擔保人。
這起案件是由死者近期沒有向嫌犯支付該給的利息而引發。這個版本是符合嫌犯身分的，能夠得到相對合理的解釋，只是一些細節不能確定，死者是被兩嫌犯捆綁放在窗戶上，不小心自己摔死還是被嫌疑推下摔死；嫌犯的死亡是在女廳長摔死後自知闖大禍決定跳樓自殺，還是死於其他什麼方式。有沒有兩個嫌犯確實如警方的調查通報說的，一個死於和女廳長的打鬥，一個死於結窗繩逃跑？當然不排除，但要很多人相信這一點，警方至少要解釋前述疑點，拿出更多證據。
針對官員的「同歸於盡」反抗模式？
我之所以詳細討論案情及警方結論的不可靠，除了官方習慣性的撒謊讓人們對它的說法天然保持懷疑——在這起案件中還明顯不合常理，是要表達下面這個看法：假如案件不像警方說的，而是由借貸糾紛引發，由於兩名嫌犯已死，此案會不會無形中給中國社會創造一種我稱之為針對官員的「同歸於盡」反抗模式？
雖然一名嫌疑犯是當地企業董事長和縣政協委員，比底層百姓的社會地位要高一點，但相對官員尤其中高級幹部而言，這個層級的人也是「民」一個，他和女廳官的經濟糾紛，亦具有某種程度的民與官相鬥的性質。
到現在為止的中國民眾對官員的反抗模式，特別是在殺官案中，不管蓄謀已久還是一時情急衝動，在殺官後通常選擇躲藏或逃亡，也有個別主動投案，選擇同歸於盡的極少。隱藏或逃亡是殺人者的自然反應，但這也表明，一個人顧惜自己的生命，在抗爭中，殺官的意志可能就不那麼堅定，這使得只要條件或環境稍有改變，或者僅僅是他心情的某種變化，很可能改變主意，不會強烈尋求去殺一個欺負他的官員。然而，倘如一個人在殺官後選擇自盡，顯示這人抱持必死之決心，那麼不管條件或環境發生怎樣的變化，都不會輕易放棄去殺害官員。這就是兩者的差別。
中國社會已從中度進入深度矛盾轉化階段，社會衝突特別是官民衝突已經顯性化。倘若中國還處於傳統的社會形態，不說現在烽煙四起，起碼有人已經揭竿而起。之所以社會表面上還維持穩定狀態，原因在於當局的強力維穩，無論是維穩的手段還是工具，都是過去沒法比的，這就使得許多的反抗火花尚未點燃即被掐滅。官方也有意把它引向民間的互鬥。但憤怒之火總要發洩出來，因此看到一些人操刀持棒，向同為弱勢者的普通民眾，甚至小孩，傾注仇恨。這是人們如今看到的情形。
然而，只要社會矛盾加劇，官方所害怕的民眾針對官員的抗爭終究是壓不下的，會以某種形式展開。尤其在經濟蕭條下，一部分有產階級被拋入貧困者行列，例如中小企業主的破產，各種形式的經濟糾紛也比經濟繁榮時期來得多，這都是激化社會矛盾的不穩定因素。另外，相對底層民眾，有產者的經濟糾紛和貧困化，可能更使得他們無法適應和忍受這種狀況，從而激化與官府的矛盾，讓他們加入反抗官府的行列，並把這種反對落實到現實中某個具體的對象。
古語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間的反抗如到這種地步，無疑會是中國的官員，特別是視百姓為芻狗的官員以及當局最害怕的一種情景。在民間的抗爭中，如果抱持必死之心的人越多，對當局的反抗會越激烈，極可能引發一場轟轟烈烈、聲勢浩大的反抗運動。具體到官員個人，他們當然不希望被民間的「仇家」盯上，丟了性命。但這不會改善官員的治理，只會讓他們心生恐懼，加強自我保護，這樣和民眾的距離就更遠，而且加強保護需要吸收社會更多資源，從而造成社會的進一步貧困化，官民矛盾也跟著進一步增強。
我只是在分析，湖南女廳官遇害案兩位嫌疑的同死，是否客觀上預示著一種新的「同歸於盡」反抗模式的出現，以及這種反抗模式對當局可能帶來的社會後果。但目前尚不能確定這一點。因為多數人對這起案件的看法，似乎並不把它當作一種民對官的反抗，畢竟它看起來更像一起經濟糾紛引發的命案，裡面似乎沒有人們一般理解的因受官府欺壓的反抗元素。
不過我認為，是否具有這元素不是關鍵，它是否會被人效法，用「同歸於盡」的方式去反抗官府才是關鍵。從這個角度，就算把此案看成官場內鬥，當它以這種形式呈現，產生某種效應時，也會讓當局膽戰心驚，寢食難安，讓官場人人自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