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國際出版界領袖、世界人權運動推動者的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創辦人、美國藍燈書屋前總裁羅伯特•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5月27日在紐約辭世，享年96歲。
人權觀察執行主任肯尼斯•羅斯(Kenneth Roth)說：“鮑勃•伯恩斯坦在世人還未認識到人權重要性時就具有了堅持國際人權的遠見。他運用其創造力和充沛精力致力於捍衛那些有勇氣抵抗專制政府的異議人士。”
跟伯恩斯坦共事20多年的中國人權前主席劉青說，“鮑勃•伯恩斯坦是國際人權活動的開拓者，是國際人權領域的巨人。他在這一領域有非常特殊的貢獻，他站在世界人權捍衛者的最前沿，領導並做出了對普世價值很有意義的工作。”
2016年，羅伯特•伯恩斯坦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他一生的全部熱情傾注於兩項事業：出版和人權。
伯恩斯坦對人權的關注始於為前蘇聯異議作家的寫作自由和為出版他們的作品所做的努力。 1976年，伯恩斯坦訪莫斯科，會見了前蘇聯異議人士薩哈羅夫，他以握手為約獲得了出版其回憶錄的授權，“他伸出他的手，我伸出我的手，他說，'行了，我們簽約了，具體細節你去做'” 。
伯恩斯坦說，“因為我知道，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出版。而言論自由就是人權的一部分。但如果沒有言論自由，你就無法談論其它人權，所以這是基礎。”
曾經擔任中國人權執行主任、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兼職教授的蕭強說，伯恩斯坦不是個理論家，他是個簡單的人，“就憑著這種簡單的信念，加上他深厚的商界資源創造了一個組織，支持一些這個運動中比較有能力的人，這就是他的非常大的貢獻，這也就是為甚麼人權觀察今天變成世界上一個最重要的人權組織，這就是鮑勃•伯恩斯坦的這種行事方式和理念。”
1978年，伯恩斯坦為監督前蘇聯對包含人權條款的《赫爾辛基協議》的執行情況，在福特基金會資助下成立了“赫爾辛基觀察”。
1981年，為應對美洲獨裁專制國家的人權迫害，伯恩斯坦領導成立了“美洲觀察”。他說：“然後我得到了另一個基金會- 麥克阿瑟基金會的支持，讓我可以建立'亞洲觀察'（1985）、'非洲觀察'（1988）、'中東觀察'（1989）。恐怕媒體搞不清楚所有這些'觀察'，於是我們把它們合併在一起，叫'人權觀察'（1998）。”
人權觀察現在已經發展到有500名全職員工、在全世界100個國家對全方位國際人權問題進行調查和研究的機構。
1989年，為聲援天安門民主運動，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科學家成立了人權組織“中國人權”。該組織從一開始就得到了伯恩斯坦的協助——辦公室就寄設在人權觀察內。
1998年，伯恩斯坦在擔任了20年人權觀察理事會主席離任後，應邀擔任中國人權理事會的共同主席，另一位共同主席是已故流亡中國科學家、人權鬥士方勵之教授。伯恩斯坦利用自己在商界的廣泛影響力和關係，幫助中國人權籌款，使這個組織得以發展至今。
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譚竟嫦說，伯恩斯坦在他長壽的一生中一直關心人權，而他關心的方式總是以關注每個具體個人的命運為主，他關心薩哈羅夫、達賴喇嘛、魏京生、徐文立，他也關心他的家人，包括中國人權的工作人員。
伯恩斯坦有個大家庭，他和太太海倫有3個兒子，他們有10個孫輩、4個重孫輩。伯恩斯坦的兒子們繼承了他的事業，老大彼得(Peter)是位出版人，出版了中國異議人士廖亦武的書，現正代理出版艾未未和劉霞的書；老二湯姆（Tom）擔任人權第一理事會共同主席；老三威廉姆(William)現任中國人權理事會主席。
與冷戰時期開展國際人權運動的卓有成效相比，為改善中國人權的工作卻顯得阻力重重。伯恩斯坦說，人權組織的不成功之處在於沒有做到“讓侵犯人權的國家，尤其是中國，感到困窘，使政治犯獲的釋放”。他在回憶錄中批評前總統克林頓把貿易與人權‘脫鉤’的做法，讓美國“基本上輸掉了這場鬥爭”。
他晚年常問的一個問題是，為甚麼中國人受到跟前蘇聯人相比同樣的、甚至更嚴重的人權侵犯，卻未能引起西方世界像對待前蘇聯受迫害人士同樣強烈的反應。
最終他對改善中國人權的看法是：“坦率說，我感到，一個國家應該自己找到改變的途徑。不是由我們告訴中國人應該怎麼做。他們應該找到途徑來改變政府，使人民獲得更多自由- 為了他們自己，也為了政府。用恐懼統治人民，這不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伯恩斯坦家族決定6月26日在紐約西曼哈頓的切爾西碼頭為鮑勃•伯恩斯坦舉行生平慶祝追思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