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解封，正在試圖走出陷入的群體陰霾，而方方的《武漢日記》將被翻譯成英語和德語，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出版。這讓作者方方踩進了“地雷陣”。數不勝數的攻擊者斥責她“給西方反華勢力遞刀子”，是“賣國賊”。一時間，“愛國主義”的大旗成為庇護所有攻擊者的那張虎皮。
《紐約時報》說，方方的敘事最近遭到狂熱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嚴厲譴責；他們說，日記的英文版出版計劃是對政府的誹謗，破壞了武漢的英雄形象。
方方接受財經旗下《財經十一人》採訪時說，國內有十幾家出版社向她詢問出書，“但是後來有人挑動公眾對我叫罵，而且誰幫我說話就去圍攻誰，從而導致國內沒有一家出版社敢出。”
方方變成了支持者的毒藥----他們因支持她而“倒霉”；方方又是反對者的護身符----他們只要反對她就是“愛國”，得以在輿論場上所向披靡一陣子；“罵方方成為一門好生意”。
美國漢學家、洛杉磯加州大學教授白睿文博士(Michael Berry)因為是《武漢日記》英文版的譯者，其微博賬戶“變成了戰場”，他受到的人身攻擊不堪入目。白教授在推特上說：“確實受到很多的攻擊，一部分還相當猛烈……”
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梁艷萍，因為在社交媒體表示支持方方而被該校調查，學校稱“將視調查情況進行嚴肅處理”。據報，梁艷萍3月底在微信上發文，稱方方的日記是“真正為人的寫作”，是“人性良知的追問”，是“直面人生的實存”，同時也批判攻擊方方的網友“可恥之極”。文章被方方在微博上轉載，梁艷萍被人向湖北大學舉報。
南京書法家錢詩貴公開提議，要雕塑一座方方的跪像放在秦檜的跪像旁邊。他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朋友痛恨方方不顧民族大義，堅持在國外發行其武漢日記，積極充當西方反華勢力急先鋒，已經不折不扣淪為了漢奸”。錢詩貴因為此帖的跪像提議，吸粉無數，一躍成為發紫的網紅。
太極紅人雷雷在互聯網上高喊“要拳打方方”。他說：“……趁著方方依然在湖北武漢，依然沒離開中國，在此，我號召在武漢的武林同道，請你們拿出你們正義的拳頭，去懲罰這個人。”
網友評論說，雷雷的言論已經構成“威脅他人生命，為什麼沒有被有關部門以尋釁滋事罪加以追究？”
著名時評人長平在給德國之聲的撰文中寫道：“一個作家因為寫作而被'祖國人民'辱罵，甚至迫害致死，這樣的故事太多了，是專制社會的家常便飯。”
方方曾經說過：“作家面對災難有責任，記錄就是最大的責任。”
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宋永毅教授對美國之音說，方方日記因為記錄了常識，又因為把記錄的常識進一步公開化、國際化，觸到了政權的痛處，踢到了政權的利益，也損及了政權的顏面， 總之，讓政府不痛快，於是，這股“愛國主義”狂熱便得以點燃。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說：“中國面臨著抵制美國攻擊的嚴峻挑戰……這個時候方方日記被美國的出版商加緊出版，散發出來的決不是什麼好味道。本來，中國人對這場疫情認識的大場景已經被歐美在疫情中的深度淪陷很大程度上重置了，這會影響很多人對方方日記的態度。”
法律學者、時事評論人汪月輝對美國之音表示：“在中國，愛國主義被做成了套餐，被打了包，地理概念、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混為一談而相互綁架。愛國實則愛黨；愛國主義就是不能暴露陰暗面，愛國主義就是不能唱讚歌不積極……愛國主義是一個籮筐，也是一個封口貼；只要當局不喜歡的、而你卻認同的，都被判定為破壞了那隻愛國主義的籮筐” ，這時，人們只要出面抨擊那所謂的破壞者，便一腳躍上了道德的製高點。
多維新聞說：“圍繞方方日記及其出版，在中國社會掀起了許久未曾有過的爭議……；其中的新時代國家主義派，傾向於站在國家角度進行辯護，傾向於理解體制的合理性……《環球時報》的總編輯胡錫進可算代表；胡錫進認為，面對西方精英人士要求向中國索賠，方方在這個時間點上出版，的確帶來了對公眾的刺痛；'小粉紅'則因為沒有背負歷史的負擔，因此，認為國家是光明的”，不願意也不允許別人道出陰暗。
法律學者汪月輝說，愛國主義本是公民的社會素養，不跟政治掛鉤；比方說在美國，可以不喜歡任何政治人物，包括特朗普、佩羅西，也可以不喜歡民主黨或者共和黨，但是，這些都不妨礙自己是驕傲的美國公民，不妨礙自己熱愛美國這個國家。
方方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過：“我要向你們說明的是：我最願意在國內出版，國內的版稅收入應該比國外高很多，我需要這筆錢，為武漢那些拼過命的人做一點事。”
時評人長平在給德國之聲的撰文中講述了一個故事，“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蘇聯“小粉紅”上街遊行，高呼口號，要求將他驅逐出境。此前，他的小說《日瓦戈醫生》不能在俄國出版，輾轉到意大利面世。”
長平還提到，中國改開之後的導演“一哥”張藝謀，也因為《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等，曾被認為展示中國的貧窮、落後和蠻荒中的生命掙扎，迎合西方文化中的東方主義審美趣味。
知名文化學者、作家凌滄洲告訴美國之音：“這樣的所謂愛國主義像大戲，有導演，演員，觀眾，還有龍套，道具，等等。”
凌滄洲說，一場戲導演是核心，導演決定戲的主題和表現手法；演員、龍套和道具都是可以隨機替換的；方方的《武漢日記》海外出版引出的“愛國主義”狂潮這場戲，也是同樣的運作原理。
法律學者汪月輝說，事實上，我們在互聯網上看到的言論只是表象，比方說，用高喊“愛國主義”來對付方方的，看起來眾口一調，實則真真假假、虛虛實實。
他說：“我遇到一些公開言論上愛黨愛國的精英人士，私下的表態令我吃驚。他們對時政、對政治的看法客觀到位，非常清醒，與面上的表現判若兩人。他們不糊塗。”
汪月輝說，在這樣的愛國狂潮裡，除了一部分人或不明真相、或欠缺思考、或受到裹挾之外，許多人其實是出於自己的利益而虛晃一槍。他們知道謾罵方方可以一本萬利，至少不會有害；而支持方方肯定有害；在中國，獲取和維護自己權益的唯一做法只能是向權力投降，因為憲法無用，“這點可以在河北省淶水縣野三坡五證齊全的別墅群，如今被現任官員否定、要被強拆的故事中得以證明”；方方現象與其說是引發愛國主義浪潮，不如說是有關方面用愛國主義的名頭對付他們不喜歡的現象。
長平也說：“'新中國一起大規模'文字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逮捕、隔離和停職反省兩百多人，清查兩千多人，其間的'罪證'又有多激烈呢，不過是領導和領袖不高興而已。”
宋永毅說，魯迅說過，民族性也是一個因素。他說：“當年，錢玄同創辦《新青年》時，找到周樹人，就是魯迅約稿。魯迅說，許多人在一間密閉的鐵屋子裡昏昏欲睡，現在需要一個人跑進去把他們叫醒，否則他們會昏睡致死；但是，又不能把鐵屋子突然完全打開，那樣將引起昏昏欲睡者對喚醒者的仇恨，因為他們本來可以沒有痛苦地死去……他們傾向於遷怒於啟蒙者，而不是憎恨獨裁者。”
宋永毅說，文革遇害的遇羅克也只是因為說出了常識，即所有人無論家庭出身如何，都應該享受平等人權。但是，他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在被處決時，數万觀眾高呼口號，“支持嚴懲”。
宋永毅說，對於那些希望通過迎合獨裁來謀求自保的既得利益者，魯迅也說過，中國祇有兩個時代，一是“求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既然做穩了奴隸，便不希望啟蒙者來“攪局”，“毀掉做穩奴隸的狀態”。
凌滄洲說，愛國主義是當局需要的，對於人民則是另外一個故事，“我十分推崇莎士比亞的《麥克白》，尤其里面的一句台詞----祖國不再是我們的母親，而是我們的墳墓；善良的人們如同朝露，沒有開放就凋謝了。”
知名政治活動人士古懿曾經對美國之音說：“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毒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