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新當選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呼籲歐洲在安全事務上建立“自主行動的能力”，以便降低對美國的依賴，沒有美國的支持也能夠決定採取行動。
多數歐洲領導人認為馬克龍的主張不切實際。德國國防部長克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說，“歐洲戰略自主的幻想必須停止。”
但美國領導撤出阿富汗後，她的立場發生了轉變。她上星期在紐約的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發表評論說，現在要讓“歐盟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戰略角色。”
她不是唯一一個在重新思考跨大西洋安全安排的未來的人。
歐洲政治人物和安全顧問目前紛紛發表評論文章，提倡歐洲大陸提高軍事獨立能力，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歐洲領導人一直在批評拜登總統撤離阿富汗操之過急，抱怨美國政府沒有與北約盟友進行充分的磋商。
競爭接替默克爾出任德國總理的拉舍特（Armin Laschet）上月說，“我們面臨劃時代的變革。”
即使像英國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那樣的傳統上親美的英國政客們也對美國作為一個防務夥伴的可靠性提出了質疑。
布萊爾星期一在紀念911攻擊事件20週年的講話中說，英國應該加強與歐洲的防務合作，對抗威脅。他說美國“目前存在對軍事干預的壓倒性政治制約。這構成了對英國和北約的嚴重挑戰。
戰略自主
但歐洲並沒有就戰略自主的應有內容和歐洲應該採取哪些措施達成共識。歐盟27個成員國在對俄羅斯的關係以及中國究竟是對手或是競爭者等外交政策議題上多次發生衝突。
中歐國家領導人尤其對鬆動任何與美國的防務關係感到緊張，仍然不認為他們可以在與俄羅斯爆發的對抗中依靠西部歐洲國家。
懷疑人士質疑歐洲是否真的準備做需要的開支來成為一個認真的獨立戰略角色，尤其是歐洲正在應對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影響。
歐盟成員國的平均國防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大約1.2%。俄羅斯的比重是4.3%，美國是3.4%。
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保守黨議員圖根哈特（Tom Tugendhat）最近在議會下院的一次辯論中說，他從阿富汗撤軍得出的教訓是，需要幫助振興英國的歐洲北約夥伴，“確保不依靠一個單一的盟友，不依靠一個單一領導人的決定，而是我們能夠合作。”
需要變革？
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名譽教授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懷疑歐洲戰略自治的口號是北約成立以來對“最大的北約崩潰”做出的自然反應。
他在《泰晤士報》本星期刊登的評論文章中說，“特殊事件無論多麼刺激多麼令人不安，總是有人想從中得出大的地緣政治結論，可這樣做往往是不明智的。”
他說美國在歐洲甚至亞洲的核心戰略聯盟過去已經經受了很多挫折和爭議。
他說，“這些聯盟成立幾十年了，依然健在。他們經受了過去的糾紛，不太可能被閒置，就是因為拜登政府不當處理了從阿富汗最後的撤軍，”“阿富汗撤軍的事後反思的最可能的結論是，不需要進行任何徹底的政策變更。”
沒有或沒有太多美國軍事支持的歐洲干預行動結果都不理想。馬克龍7月宣布他的前任出動5000多名法國軍隊對動蕩的薩赫勒（Sahel）地區進行的反聖戰者的干預行動將在明年終止。
馬克龍幾年來試圖說服歐洲盟友幫助承擔薩赫勒地區反恐戰鬥的更多的負擔，但沒有成功。英國、丹麥和瑞典提供了空中機動的直升飛機，但其他歐洲國家除了某些象徵性的部署之外沒有提供太多的援助。
馬克龍說，“我們無法清剿某些區域，因為有些國家拒絕履行他們的職責。否則這將是一次無止境的任務。”他說法國軍隊的“長期存在”“無法替代”地區國家處理自己的事物。他的話聽起來幾乎是拜登從阿富汗撤軍原因的迴聲。
有些外交官說，目前有關戰略自主的討論將隨著對撤軍的震驚的平息而消失。他們認為大部分批評應該被視為一種替代活動，一種應對對抗衝動的方式。一名歐洲駐布魯塞爾的匿名代表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對離開（阿富汗）感到不安但他們又對擺脫一場他們知道無法獲勝的永遠的戰爭表示欣慰。”
其他外交官認為，跨大西洋的安全關係將持續緊密，但需要一些時間來從他們也認為是無序的撤離中復蘇。
英國前駐美國和歐盟大使達羅克（Kim Darroch）上月對英國廣播公司說，“西方總體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從中復原，恢復我們聲譽，因為這是西方的失敗，一次西方的災難，不光是英國和美國。”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本星期在布魯塞爾對記者說，撤軍“為我們討論歐盟的地緣政治腳色提供了一個機會，”“但這需要在小事情和大事情上團結。”
牛津大學歷史學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對此表示贊同。他星期二接受歐洲新聞台採訪時說，“拜登總統已經說明了所有歐洲人都在談論的事情的理由，這就是戰略自主和歐洲主權。”
但主張歐洲戰略自主的阿什哀嘆說，歐洲大國失去了顯示他們能夠做什麼的機會。“有2500美國軍隊在穩定阿富汗。法國和英國有10000名軍人和一支快速反應部隊。我們作為歐洲人為什麼不能討論一下我們可以對此做些什麼？”
